毛主席一语道破日本侵华的真实原因！毛主席指出：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中国，因为在日本军国主义眼中，中国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国家。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中国人一直在自己忙于自己的事情，所以日本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于是发动了侵华战争。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仔细琢磨，却句句扎在了旧中国的命门上。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演讲时，说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他还打了个比方：克服了这个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无组织状态”——这四个字，是毛主席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最沉痛也最精准的概括。
 
日本为什么敢打中国？不是因为它有多强，而是因为它看透了中国的弱。这种弱，首先是组织上的弱。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案例。1894年，中日开战，清廷内部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两派吵得不可开交。朝中大臣各有所图，各执一词，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决策层尚且如此，下面更不用说。
 
甲午战后，一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这个长江中游的港口城市，民众根本不曾听说过刚刚打完的战争。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留下一句话：“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乃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整个甲午战争中，几乎看不到普通民众支援军队作战的迹象。
 
相反，据日本官方《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把敌人当亲人，把侵略者当朋友——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民族在组织层面彻底溃散后的必然结果。
 
日本人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剧烈转向——从先前的文化崇敬走向整体性的蔑视。各类“中国通”的著述、讲演和小册子在社会中形成持续扩散的舆论力量，通过渲染“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社会如一盘散沙”“民族性软弱”等刻板印象，推动了日本舆论的结构性变化，并成为后来侵华舆论和政策的重要思想基底。川岛浪速等“大陆浪人”以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简化为“中国人利己心过盛、缺乏凝聚力”等本质性缺陷，借此推演日本“指导中国”“占领满蒙”的“正当性”，为武装侵华作铺垫。
 
也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建立在一种“认知判断”之上——它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盘可以随时伸手抓取的散沙。
 
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清朝覆灭之后，中国进入了更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各派军阀背后站着不同的列强，奉系张作霖后面是日本，直系后面是英美。军阀们打来打去，打的都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没有一个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整个国家没有一个能把亿万民众组织起来的核心力量。日本从1874年借口难民问题兴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开始，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历时64年，其行动大体可以分为开启武力侵华、扩大对华侵略、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等几个阶段。这六十多年里，日本一步步试探、一步步推进，每一次都得手。为什么？因为它每一次试探，看到的都是一个无法有效抵抗的中国。
 
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抗战决心，是日本把七七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日本人算过一笔账：中国虽大，但各地方军阀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号令不出数省；民众虽然人多，但对“国家”二字没什么概念，对战争更是事不关己。这样一个国家，打下来容易，统治起来也不难——至少在日本的战争计划里是这样写的。
 
但他们漏算了一件事。
 
毛主席在指出“无组织状态”这个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解决方案——把民众组织起来。他在《论持久战》中讲得很清楚：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中国共产党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依靠民众视为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条件。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句话的分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百年来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开始出现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新局面。当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被组织起来，日本侵略者就真的像一匹冲入火阵的野牛——四面都是火，无处可逃。
 
回过头来看毛主席那句“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它既是一个诊断，也是一个预言。诊断的是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预言的是组织起来之后这个民族将爆发出怎样的力量。日本军国主义看到了中国的“散”，却没看到中国“聚”起来的可能。这个判断失误，最终决定了那场战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