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大汉奸、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配32名保镖防暗杀，不料凌晨三点，伺候他20年的忠心老仆，用一把菜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值班保镖闻着血腥味推开书房门。脚下先是一片暗红。

他低头一看，一颗被砍断的头颅赫然入目。凶器就撂在血泊边上。那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菜刀。

公馆瞬间乱成一团。众人翻箱倒柜地找人。唯独老仆朱升源不见了踪影。

这场血案的种子是一年前埋下的。

1939年两名特工找上傅筱庵。他们想拉他做刺杀伪政权头目的内应。特工客客气气敬了他一杯酒。

傅筱庵满口答应下来。他转身却把两人的行踪捅给了日伪方面。

两条命就这么丢了。军统首脑在重庆摔了茶杯，死命令当即下达，傅筱庵必须死。

傅筱庵极度怕死。他立马搬到日本宪兵队眼皮底下。出门四辆车、三十二条枪贴身护着。

他连枕边人都信不过。晚上睡觉要把自己反锁进书房。钥匙死死揣进自己怀里。

特工在祥德路蹲守了无数个日夜。他们埋过炸弹，也装过水管工混进去探路。所有的暗杀计划全落了空。

这座宅子看着滴水不漏。

可这宅子里唯独朱升源是个例外。他是傅筱庵父亲临终前托付的人。

老爷子拉着他的手交代后事。朱升源哭着应承下来。他一伺候就是两代主子二十年。

他是整座公馆里唯一不用敲门就能进傅筱庵卧室的人。

特工摸清了这层关系。他们在朱升源常去的小酒馆里下了功夫。

朱升源痛恨日本人。他也看不惯自己伺候的这位老爷。

有一次他拦住傅筱庵的去路，扑通一声跪下。

他开口哀求：“老爷，这市长咱别当了行不行？”傅筱庵指着他的鼻子劈头盖脸一顿斥骂。他骂完照旧当他的伪市长。

几天后的深夜，酒馆里飘着劣质白酒的酸气。特工端着酒杯盯着朱升源问：“你伺候他二十年，图个什么？”朱升源没有接话。

他捏紧酒杯，仰脖灌下一大口。酒杯在木桌上磕出一声闷响。他终于点头答应了除奸计划。

除了家国大义，府里其实还藏着另一桩隐情。

事发前几天，傅筱庵提早回家。他撞见朱升源与府里一名内眷同床。傅筱庵当时没有大声发作。

他只逼朱升源交出一笔钱。他留下一句冷冰冰的话：“若无其事再做一星期。”这原本是给他个体面离开的机会。

这句通牒成了催命符。1940年10月10日深夜，傅筱庵参加完联合夜宴。

他烂醉如泥地回到公馆。朱升源像往常一样搀他回书房。他替主子一颗一颗解开纽扣，细细盖好被子。

朱升源守在门外。屋里的鼾声一点点睡沉。

他摸进厨房，抄起那把早已磨得锋利的菜刀。他脱了鞋，光脚踩着冰凉的地板，一步一步挪回书房。

手起刀落。傅筱庵在睡梦中连一声惊呼都没发出来。朱升源在黑暗中擦净手上的血迹。

他丢下菜刀，推起一辆旧自行车。他避开熟睡的岗哨，悄悄溜出公馆侧门。

街角早有接应的汽车挂着怠速。他在夜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按照事后的宣扬，朱升源拿了五万块巨赏。外人以为他隐姓埋名当了富翁。

真实的逃亡路却步步是坎。他刚逃到浙江嵊县，就被地方民团当成可疑分子扣下。

他被转送到江西上饶的战区司令部。审讯官拍着桌子盘问。他在牢里被关了数月。

直到1941年七月，他才灰头土脸地摸到重庆。刚落地，他又被卫戍总部的军法处关押了两个多月。

重获自由后，他满心以为能兑现当初的赏金。可那笔钱大半被上海经手的行动队贪墨了。上头对他的死活不闻不问。

朱升源身无分文。他只能在重庆街头支起一个小摊。他买来烟丝和烟纸，自己动手卷烟卖。每天起早贪黑，只为换一口饭吃。

日子一天天熬过去。一天，一辆小轿车停在路边。一个叫钟锡应的司机走下来买烟。这人是上海大亨的专职司机。

他盯着摊主看了半天，大吃一惊：“你不是朱升源吗？”借着这条门路，朱升源终于见到了那位下达死命令的军统首脑。

那天并没有出现加官进爵的场面。长官只让人丢给他一万块钱。他叮嘱这钱是拿去置办几身体面衣服的。另外每月再拨一点微薄的生活费。

这便算结清了砍下那颗人头的账。朱升源后来四处求告。他找人代笔写了一份呈词。

他在纸上控诉有不肖之徒假冒他的名义请功领赏。字里行间透着走投无路的凄凉。

那把终结了大汉奸性命的带血菜刀，最终没能为主人劈开荣华富贵的大门。

重庆街头仅仅多了一个守着破旧木箱，低头一支接一支卷着香烟的落魄小贩。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