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重返前线的徐向前，仔细检查家底，发现正规部队不到1个旅，凑了5万人后，他立马提出要“解放山西”，众人听完都愣住了！

1947年6月13日，徐向前到晋冀鲁豫军区任副司令员时，太行山里的空气并不轻松。
军区不是没有兵，可主力要走，能留下来给他使用的，多是地方武装、县区队、游击队和刚补上来的新兵。

这样的家底，守村镇、护交通、筹粮支前还说得过去，若要去碰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山西城防，许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振奋，而是犯难。兵少、炮少、干部少，连像样的攻坚经验也不够，话说大了，战场不会给面子。

这个难处很快被放大。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向中原和大别山方向展开战略进攻。外线作战是全局需要，能把国民党军的重兵往南牵，可对山西内线来说，等于把最硬的一批骨头抽走了。

留下的人不仅要看家，还要供粮、供兵、供弹药，支撑南下主力继续打。
徐向前面对的不是一个现成兵团，而是一副被抽空之后还得继续运转的架子。

也正因为如此，他提出在内线作战，才显得刺耳。
山西不是随便挑出来的一块地。阎锡山控制太原、临汾、晋中等要点，靠同蒲铁路串联南北，城池之外还有据点、碉堡、地方保安体系。若不动它，晋冀鲁豫根据地西侧始终顶着一根硬刺；若急着动它，留守部队又可能被打碎。徐向前的判断很清楚：不能等主力回来再解决山西，内线若一直被动，外线也会背着沉重包袱往前走。

他先没有直接扑太原，而是从晋南开刀。
1947年下半年，徐向前组织第八纵队等部攻打运城。运城是晋南屏障，城池打不下，临汾就难以孤立，晋南也谈不上打开局面。地方武装刚被拢起来，最缺的是正规战的磨合：队伍怎么集结，火力怎么掩护，伤员怎么后送，攻城受阻后谁来接替。

运城的价值，不只在城本身，而在于把一批“能不能打”的部队推到火线上，让他们在实战里学会听命令、守阵地、连续进攻。

等到1948年3月临汾战役打响，考验就更硬了。
临汾城墙厚、壕沟深，守军依托城防和火力死守。徐向前手里没有足够重炮，硬拿人往城墙上填，代价会很大。前线在3月31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后，作战办法转向坑道爆破，部队从城外一点点向墙根下掘进。敌军反扑、轰炸、反坑道，攻城部队伤亡不小，但办法已经定住了：用土工作业弥补火力不足，用近距离爆破撕开城墙。

5月17日，临汾解放。
战役打了72天，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后来被授予“临汾旅”称号。这个称号不是一句好听的话，它说明一支原本装备弱、底子薄的队伍，已经在最艰难的攻坚里长出了硬骨头。徐向前解决的也不是一座城的问题，而是“地方武装能不能承担正规攻坚”的问题。

临汾一开，晋南全境随之解放，山西战局从此换了方向。

临汾之后，徐向前没有把部队长久停下来喘气，而是把眼睛转向晋中。
这个选择比攻临汾还让人悬心。临汾是攻坚，办法笨一点、慢一点，总还有城墙这个明确目标；晋中是平原，是运动战，要把敌人从城里引出来，再分割、围歼。阎锡山在晋中一带还有十万余人，太原也在后面撑着。

徐向前能集中起来的部队不足六万人，兵力纸面上并不好看，连续作战后的疲劳更是真的。

他抓住的是麦收。
1948年6月，晋中平原麦子成熟，阎军要抢粮，解放区要保粮，双方都会被粮食牵动。徐向前以“保卫麦收”为口号，把群众利益、部队补给和诱敌出城三件事扣在一起。

阎锡山部一离开坚固城防，原先的优势就被削薄。解放军不再仰攻城池，而是在平原上切断交通、分割集团、各个击破。

一个月左右，晋中战役歼灭阎锡山军十万余人，解放县城14座，太原外围被打开。

这一仗证明了徐向前不是单纯靠冒险取胜。
冒险只是表面，底下是一套很细的计算：什么仗由新部队练，什么城必须拿，敌人什么时候会出城，粮食会把哪一方拖到战场上。若没有临汾的攻坚锤炼，晋中部队未必有连续突击的胆气；若没有晋中的歼灭战，太原就仍有外层依托。

前一步解决能力，后一步改变态势，山西战场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推开的。

1948年10月，太原战役开始。
太原是阎锡山最后的重镇，外围工事密集，城防纵深很大。徐向前带病组织作战，后来身体实在支撑不住，指挥工作逐渐由彭德怀等接续承担。到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阎锡山集团在华北的最后堡垒被摧毁。山西这盘棋，从1947年那个薄弱的留守摊子开始，最终落到一座省城的城门打开。

回头看，徐向前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喊出“解放山西”这几个字，而是知道这几个字该怎么一步步落地。主力被抽走，他没有抱着残兵守摊子；地方武装稚嫩，他让他们在运城、临汾里长本事；敌人城防坚固，他用坑道去抵重炮；敌众我寡，他借麦收把敌人牵到野外。

山西不是被一句豪言打下来的，是被一连串具体选择磨下来的。
历史有时就这样，最窄的门，偏偏能走出最硬的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