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邮电检查是特务活动的命脉。寄往延安的信、上海地下党的联络、军队内部的意见，很多最先落在邮检所的案头。

谁控制了邮检，谁就掌握了情报的源头。

1932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时，下设三个处。一处管党务，处长是徐恩曾（中统系）；二处管军警情报，处长是戴笠（军统系）；三处管邮电检查，处长先是丁默邨，后由金斌担任。

三处的负责人都是陈立夫一手保荐的，与CC系关系很深。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大多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人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只能占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

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

当时，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要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三处的承办人是指导科科长应泽，他原是一处的人。结果，材料还没有送到局本部，已先由应泽透露给一处。一处据此抢先处理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消息，已成了"马后炮"。

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什么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一通。

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中统凭借在党务系统的深厚根基，牢牢控制了邮检权。军统虽然掌握武装力量和行动能力，但在情报源头这一环，始终被中统卡着脖子。

直到后来戴笠想办法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安插了自己人，才逐渐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但邮电检查权的争夺，始终是两大特务系统暗斗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