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731绝对不存在，也没有侵华日军用华人做人体实验的事实，我们不能用民众情绪代替证据研究！” 据说2020年3月，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 “新京报” 的访谈中大放厥词。

这话刚传开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错愕。倒不是说历史话题不能有不同观点，而是说出这番话的人，身份实在太特殊——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二级教授。

按常理说，这样在史学界深耕几十年的资深学者，说话本该有一分证据讲一分分寸，怎么会抛出这么颠覆公众常识的结论？

顺着当时的访谈内容往下看，离谱的观点还不止这一句。曹树基不仅否认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连整个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史实都想全盘推翻。

他声称当年的鼠疫战是 “人为建构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还说即便中国受害者的细菌战官司在日本胜诉了，在他眼里所有证据也都 “经不住推敲”。话里话外的意思，无非是中国人为了抹黑日本，编造了这段历史，甚至隐隐约约透出 “中国在碰瓷日本” 的意味。

一个拿着国家津贴、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授，把民族的伤痛史说成是 “碰瓷”，换谁听了心里都堵得慌。更讽刺的是，他一边义正词严地说 “不能用情绪代替证据”，一边却对明摆着的铁证选择性失明。

就拿这几年陆续公开的官方资料来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早就从日本官方的《军医团杂志》里，梳理出了41名731部队核心成员撰写的 187 篇细菌战与人体实验论文。

其中194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明明白白记录了日军将马、绵羊、犬、家兔、鸡五种动物的血液，注入23名活人体内开展活体输血实验，作者就是日本陆军军医大佐斋藤勤。

还有一份长达42页的毒剂实验报告，由731部队军医池田苗夫撰写，详细记录了20名受试者被反复用于糜烂性毒剂实验，从皮肤接触到口服接种，直到全部死亡的全过程。

这些都是日本军医亲笔写下、发表在日本官方学术刊物上的一手资料，总不能也是中国人提前编好，穿越到八十年前栽赃日本的吧？

连日本自己的司法系统都认下的罪行，到了曹树基这里反而不算数了。早在1998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已经在判决中明确确认了731部队的存在与细菌战暴行。

当年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远赴日本诉讼，打了十几年的官司最终胜诉，靠的不是民族情绪，是一份份尘封的档案、一位位幸存者的口述证词、还有加害者留下的原始记录。

这些证据在日本的法庭上都能站得住脚，怎么到了中国教授的眼里，就全都不值一提了？

当年受细菌战戕害最深的浙江衢州，当地关工委和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强烈抗议。对衢州的老百姓来说，这段历史从来不是课本上冰冷的文字，是祖辈身上烂到见骨的溃疡，是家家户户代代相传的伤痛记忆。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当年的幸存者健在，他们身上的疤痕、他们亲历的苦难，就是最鲜活也最沉重的证据。曹树基轻飘飘一句 “建构的”，就想把几代人的伤痛一笔勾销，这哪里是学术研究，分明是往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

说穿了，他那套所谓的 “证据逻辑”，本质上就是偷换概念的诡辩。他曾质疑，如果日军真的大规模投放鼠疫杆菌，自己的士兵也会被感染，不符合军事逻辑。

这话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可细想就根本站不住脚——战争中的施暴者，从来不会跟受害者讲什么 “公平”。日军放毒气时戴着防毒面具，搞细菌战时有全套的防护预案，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中国人的命和自己的命放在同一天平上。

这就好比不能因为纳粹士兵进毒气室会戴防毒面具，就说大屠杀不存在一样。这种抽离了战争语境、站在侵略者角度算 “成本账” 的理性，既冰冷又荒谬，把活生生的人命简化成了可以算计的数字。

其实大家真正气愤的，从来不是 “历史能不能质疑”。学术研究当然鼓励求真，当然允许不同观点碰撞，但质疑不能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刻意抬杠，更不能是选择性地忽略证据、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说话。

曹树基顶着名校教授的光环，拿着国家给予的学术待遇，不想着好好挖掘历史真相、告慰遇难同胞，反而靠着一套似是而非的逻辑给侵略罪行翻案，还给反对的人扣上 “情绪先行” 的帽子，这才是最让人寒心的地方。

历史从来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731部队的罪行，更不是靠民众情绪堆砌出来的传说。它藏在日本档案馆的旧期刊里，藏在幸存者身上的疤痕里，藏在每一份法庭认可的判决书里。

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不让当年的苦难白白承受，不让无数同胞无声死去。学者的本分是求真，而不是靠着翻案博眼球，更不能站在民族伤痛的对立面，说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