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1949年出狱后写信给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周作人早年的才华，放在整个民国文坛都是顶尖水准，他和兄长鲁迅一同赴日留学，精通古希腊文、日文、英文等多国语言，是《新青年》的核心撰稿人，也是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的开创者。

当年周作人在北大讲台上讲希腊文学，台下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他翻译的《伊索寓言》风靡全国，连小学生都人手一册，毫不夸张地说，巅峰时期的周作人，名气和影响力并不输鲁迅。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周作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和兄长鲁迅骨子里的硬骨头不同，周作人天性懦弱、贪图安稳，最怕的就是颠沛流离。

1937年北平沦陷，大批文人学者冒着生命危险南下，徐悲鸿、老舍、茅盾宁肯流亡吃苦也绝不依附敌人，唯独周作人舍不得八道湾的宅院、舍不得满屋子藏书，更舍不得丢下安稳日子，面对日伪的拉拢，周作人从最初的推脱到后来的妥协，一步步滑向深渊。

1941年，周作人正式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还主持了亲日的《华北新报》，更荒唐的是，周作人后来在法庭上还提出了一套"文化反攻论"，说自己出任伪职是为了用儒家思想去感化日本人，把大东亚共荣圈变成王道思想的实践场。

这套自欺欺人的逻辑，当场就被检察官驳斥得体无完肤：既然是感化日本人，为什么要穿他们的军装，为什么要给他们的伤兵捐款，到底是谁同化了谁？

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掀起清算汉奸的浪潮，周作人在北平被捕，1946年被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受审，当时社会舆论一片喊杀声，法庭内外骂声不断，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文化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就在周作人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胡适、蒋梦麟等北大旧人站了出来，他们没有为周作人的叛国行为洗白，也没有否认他的过错，而是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杀一个周作人很容易，但他脑子里的学问、手里那些独一份的古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译稿，一旦失传就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损失。

胡适在给司法部门的信中写道："周氏虽失节，然未尝为虎作伥，且保存文化之功不可没，"法庭最终采纳了部分意见，从最初的14年有期徒刑改判为10年。

很多人觉得这是文人相护，但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这其实是一次非常清醒的文化选择，法理不容情，但文化传承需要算一笔更长远的账。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李宗仁代总统下令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犯人可担保释放，周作人就这样走出了老虎桥监狱，此时的他已经64岁，身败名裂，前路茫茫。

回到北京八道湾老宅的周作人，日子过得并不好，昔日好友纷纷划清界限，街坊邻居冷眼相待，工作找不到，收入断了来源，一家人生活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下，1949年7月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坦诚自己的过错，也表达了想用翻译工作赎罪的心愿。

这封信最终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完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短短一句话，彻底改写了周作人的后半生。

1952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向周作人组稿，每月以预支稿费的名义发放200元生活费，在那个年代，普通工人月薪也就三四十元，这笔钱足够让他一家衣食无忧，安心做学问，更重要的是，这给了他一个堂堂正正靠劳动吃饭的身份，不用再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此后的十七年，周作人几乎闭门谢客，日夜伏案翻译，从64岁到81岁他连著带译完成了近600万字，其中翻译作品就有400多万字，《周作人译文全集》一共11卷，其中8卷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成果。

他翻译的作品全都是别人啃不动的硬骨头：古希腊的《伊索寓言》《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日本古典文学的《古事记》《枕草子》《浮世澡堂》《平家物语》……这些著作要么语言古老晦涩，要么文化背景深厚，当时国内能胜任的译者屈指可数，很多译本直到今天仍是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后来者很难超越。

但宽容不等于豁免，周作人终其一生都背着"汉奸"的标签，无法参加公开的文学活动，出书只能用"周启明"的笔名，连鲁迅逝世纪念会都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形同局外人，他自己也清楚，有些污点一旦沾上，这辈子都洗不掉。

1965年周作人在遗嘱里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看得出来他把晚年的翻译工作当成了自己一生真正的交代，1967年5月，周作人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