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了没有，北京作家写胡同、上海作家写弄堂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成为这两座城市文学的标准配置了。但是同样属于城里的真实生活的地方，城中村——那些夹杂在写字楼之间的一些建筑，临时性的出租房——却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作为主要角色。

都是城市的空间，为什么会有厚此薄彼的情况呢？

其实“偏爱”之下的，是千年以来中国文学一直遵循着的写作法则。古人早就把哪些地方可以写，哪些地方不可以写了，都分类好了。

《诗经》分为风、雅、颂，“雅”为庙堂正声，“风”为各地民歌，所以从一开始就有雅俗高下的区别。到唐代和宋代的时候，文人笔记、方志记载城市的文字大多是关于坊市繁荣、名胜古迹、士大夫清雅生活的内容。

底层聚居区并不是没有被描写过，但是出现的时候大多被称为“穷巷”、“陋巷”，或者是用来衬托安贫乐道，或者是等待着被治理的“乱象”，很少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可以品味的生活方式。比如宋代的《东京梦华录》描写汴京时，并不是写哪家房子漏雨，而是写了市井的繁华和士大夫的记忆。

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该空间要有“文化价值”。胡同、弄堂之所以可以书写，是因为它们本身带有明确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符号。四合院中有尊卑长幼之分，石库门是东西方融合的活教材。更主要的是，它们曾经居住过名人，积累过故事，形成了稳定的社交网络。它们是城市的文明遗产，记载着有据可查的乡愁。

常被人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本身就有内外之分。内城居住的是旗人的官员，胡同规规矩矩；外城的南城则由汉人平民、商人、艺人和流民占据，棚户连片，功能上类似于现在的城中村。

可以翻阅清代文人对北京的描写，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内城胡同的雅致，而南城那些拥挤破败的地方很少有人提及。书写阶层的选择性从古代就已经存在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差序格局”，他认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用一圈圈向外扩展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实现的。

套用到文学中也是这样的，作家描写一个地方的时候，并不是在描写这个地方本身，而是描写里面的人情关系网。胡同弄堂属于稳定的社会熟人环境，街坊之间互相了解；而城中村则是人口快速流动下形成的“半熟人社会”，租客来去匆匆，彼此间的关系疏远、原子化。并不是因为作家不愿意写作，而是传统的书写方式无法在流动的人群中找到可以生根的网络。

老舍写胡同是《四世同堂》中的四世同堂之伦常，《长恨歌》写弄堂则是上海小姐的一生浮沉。就连张爱玲也写弄堂的烟火和苍凉，弄堂早已积聚起文化记忆，成为可以被欣赏的空间。但是城中村在打工文学中大多只作为“苦难背景板”出现，并没有人把城中村当成有自己温度的文化空间去仔细观察。

返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作家有意冷落城中村，而是所有的空间要想进入文学的世界，都要经过“时间沉淀、关系稳固、主流文化赋予”这三个关口。胡同弄堂用了上百年的光阴才完成了由市井向乡愁的转变；而城中村还在“正在发生”的过程中，并没有来得及变成一个被大家认可的文化符号。

一个空间可以被书写出来，是因为陌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熟人社会所形成的规律。也许几十年之后，在握手楼里挤过的年轻人变老了的时候，城中村也成了某一群人的乡愁，就和现在的弄堂、昨天的胡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