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年（东汉）7月12日：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汉桓帝下令禁锢大批士大夫与太学生，终身不得出仕，是东汉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

一、时代背景
东汉中期以后，长期存在三股势力博弈：外戚：皇后、太后家族把持朝政，从汉和帝开始就屡掌大权；宦官：皇帝依靠宦官铲除外戚，导致宦官日渐专权，卖官鬻爵、鱼肉地方；士大夫官僚+太学生群体：儒生官僚看重儒家清议、礼制秩序，痛恨宦官乱政，结成士人集团，相互品评人物、抨击朝政，时人称为“清流”。
汉桓帝依靠宦官扳倒梁冀外戚集团后，大肆封赏宦官，五名宦官同日封侯，朝堂迅速被宦官把控，清流士人与宦官的矛盾彻底激化。

二、导火索：李膺办案事件
河南尹李膺是清流领袖，严惩作恶的宦官党羽。
一名叫张成的方术之士，和宦官交好，预先占卜得知朝廷即将大赦，故意纵容儿子杀人。李膺不顾大赦诏令，坚持将其处死。
张成弟子牢修受宦官指使，上书诬告：李膺等太学生、游士相互结党，诽谤朝廷、惑乱风俗。
汉桓帝本就反感清流言官天天批评自己，顺势下令全国搜捕党人。

三、经过（166年启动，167年正式定案禁锢）
1、桓帝下诏，逮捕李膺、杜密、陈寔等二百余名朝野名士，押入洛阳诏狱严刑审讯；
2、不少士人主动投案，以列入党籍为荣，视作气节象征；
3、太尉陈蕃上书极力营救，被桓帝直接罢免，朝堂更无人制衡宦官；
4、167年，外戚窦武出面求情，加上狱中李膺等人刻意牵连宦官子弟，宦官担心事态扩大，劝说桓帝妥协。
最终处理方案：不再处死党人，但将名单上的党人全部罢官，遣返原籍，终身禁锢，不许再征召出任官职，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四、核心影响
1、政治层面：朝堂清流骨干被系统性排挤出体制：东汉原本依靠儒生士大夫治理地方、维系儒家统治秩序，党锢之后，正直官僚长期无法做官，朝堂空缺只能由宦官亲信、奸猾宵小填补，吏治加速崩坏。
2、士人群体心态剧变：
早期：士人还寄望于改良朝政、依靠皇帝整顿宦官；
党锢之后：朝廷彻底失去士大夫阶层信任，清议从改良转向对现有王朝体制的疏离。
后来黄巾起义爆发时，朝廷才慌忙解除党锢，征召党人平叛，但裂痕已经无法弥补。
3、埋下东汉灭亡的深层伏笔：
宦官一家独大，后续又爆发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时期），打击范围更广、手段更残酷；
中央权威持续崩塌，地方州牧、刺史权力不断膨胀，为汉末群雄割据创造条件；
​ 原本支撑东汉统治根基的世家大族与中央离心，后来袁绍、袁术、刘表等大族出身诸侯，本质就是当年清流士大夫的后继力量。

五、历史定位：为何说是东汉由盛转衰关键节点：
东汉前期“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依靠的是皇权+外戚制衡+儒生官僚体系的稳定结构。
第一次党锢打破了平衡：皇权绑定宦官，和主流士大夫集团走向对立；朝廷丧失道义合法性，儒家“仁政治国”的共识瓦解；自此，东汉盛世彻底终结，一步步滑向内乱、黄巾起义、三国分裂的结局。

第一次党锢：桓帝167年，仅禁锢，没有大规模屠杀；
第二次党锢：灵帝169年，窦武、陈蕃谋诛宦官失败，宦官反扑，大量党人被杀、流放，禁锢范围扩大到门生故吏，伤害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