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厥”概念史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在“神话”与“概念”和“人群”的纠缠中，历史行为体的能动性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以不平等权力关系为前提的概念输出。近代以来的欧洲知识界针对内陆亚洲的广泛人群，大致形成两股知识潮流，分别围绕“鞑靼”和“突厥”进行概念建构和知识生产。不管是“鞑靼利亚”还是“泛突厥主义”，本质上都是向欧洲以外地区输出的非对称概念。

（二）主动利用概念异同和历史资源以迎合现实中的政治预期。譬如：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二世主导的修史事件，目的是为统治家族的世系钦定官方版本；中亚的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纂修史书，以映射现实中“突厥”与“突厥蛮”的主从政治秩序。

（三）非自觉地接受内嵌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概念。17世纪以后的奥斯曼帝国，始终是在参照西方镜子中的“自我”不断调适身份认同。帝国晚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泛突厥主义”思潮，甚至共和国建立后的国名和疆域，都可以从中看到西方的“突厥”概念对其所施加的长时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