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去找村里的文书办理”，在黄某欢听来，却成了故意推诿。广东揭阳的这起悲剧，起点原本只是一次征地补偿咨询。父亲去世后，他到村委会开具火化等证明，又想追问补偿款为何没有到账。

因村支书外出，他没有得到当面答复；后来两人在快递驿站碰面，村支书只是告诉他按流程找文书处理。

长期积压的不满，加上丧父后的情绪失控，让黄某欢把正常分工认定为存心刁难。他随即从电动车里取出尖刀返回驿站，最终夺走了村支书的生命，也把自己推向了法律严惩的结局。

这起案子最危险的地方，不只是一次持刀行凶，而是一个人怎样把自己的猜测，一步步当成了事实。

黄某欢一直认定，父亲应该拿到征地补偿款。可后来法院查明，这笔钱用于给村里16至59周岁的村民参保，他父亲当时已经83岁，本来就不在名单里。

分配方案也不是村支书黄某其个人拍板，而是村集体按程序形成。换句话说，黄某欢长期坚持的“被克扣”，从证据上并不存在。

父亲87岁去世后，黄某欢正处在悲痛和焦躁里。第二天，他去村委会办理户口注销、火化证明，同时追问补偿款，因村支书外出没有见到人。

下午在菜鸟驿站再次碰见黄某其，对方让他找村委会文书办理。按照村级分工，这是正常答复，可在黄某欢耳中，却变成了又一次推诿。

他离开驿站，从电动车储物箱拿出单刃尖刀，再次冲进去。黄某其颈部先被刺中，快递员许某某上前阻拦，肩部也受了伤。

黄某其倒地后，黄某欢仍连续捅刺，最终造成肝脏破裂和大出血，送医后没能救回。许某某的伤情则被认定为轻微伤。

案件审理时，黄某欢提出两点辩解：一是村支书存在刁难，二是自己事后打了报警电话，应当算自首。法院没有采纳。

因为“觉得对方有错”不等于对方真的有错，必须有证据支撑；而他报警时已被群众控制，客观上失去逃跑条件，也不符合主动投案的要求。

2025年3月，揭阳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并判令赔偿死者家属近七万元丧葬费。2026年7月10日，广东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很多人遇到程序不顺、答复不满意时，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事情没按我想的办”理解成“有人故意害我”。一旦这种想法反复强化，普通分歧也会被想象成针对。

丧亲之痛可以解释他的情绪，却不能替暴力开脱。征地补偿有疑问，可以查阅方案、申请复核，也可以通过信访和诉讼解决。

需要防住的，是在事实尚未弄清前，先给别人定罪，再用极端方式讨一个自己认定的公道。

这起案件留下的判断很清楚：主观委屈不能代替客观证据，愤怒也不能跳过法律程序。很多悲剧，往往就发生在一个人拒绝核实、拒绝等待，却坚信自己绝不会错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