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回国，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你们别光看新闻天天播日本物价涨、日元跌，真正睡不着觉的，其实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这批把家安在日本的中国人。”

横滨一家中华料理店打烊时，老板已经站了十五六个小时。后厨的火关了，收银台也清完，他还得核对流水。

这个快五十岁的福建人，熬了十五年，手里有两家小店，却不敢再请全职厨师。腰疼也只能撑着，因为国内两个孩子要交学费，老人要吃药，哪一笔都不能晚。

这样的人有店、有收入，应该比打工者踏实。可问题恰恰出在他的生活被分成了两套账：挣钱在日本，责任却横跨两国。

食材、人工和能源涨价，他在日本先承受一轮；等把日元换成人民币寄回家，又被汇率削掉一层。过去每月汇五十万日元，家里开销之外还能留下一点，如今还是这个数，折成人民币却少了一万多。

店没有少开一天，人也没有少忙一小时，结果像被悄悄扣走了一部分收入。

老陈认识不少这样的人，他自己面对的也是同一道题。我们在老城区吃饭时，他没有先抱怨东京物价，而是拿房贷算给我看。

他在东京做系统工程师七年，刚拿到永住，妻子和孩子也过去，但国内婚前买的房子仍要还款，父母的生活费和医药费也得按月寄。

三四年前，一百日元能换六块多人民币，十万日元寄回去，房贷和家用够用。现在一百日元只能换四块出头，同样十万日元到手只剩四千多元。

固定支出不会跟着汇率下降，少掉的两千元只能靠他多加班、少消费来补。这也是为什么新闻里日本人未必最焦虑，多数当地人挣日元、花日元，不需要频繁兑换货币。

物价虽然上升，却是逐步发生的；不少企业春斗加薪约百分之三，制造业和大企业幅度更高，能源减免、低收入补助、儿童补贴也能缓冲压力。

再加上长期通缩时期留下的家庭储蓄，很多人的生活只是收紧，并没有突然失序。

可老陈的存款还有另一种损失，他本想等孩子上中学后回国，把积蓄换成人民币做首付。日元下跌后，这笔钱按人民币计算已经缩水近三成。

账户余额没有消失，未来的选择却变少了，所以他会半夜醒来反复看汇率。

有人劝他回国，听着干脆，落到现实里却很难。多年技术经历能否衔接国内岗位，年龄门槛和竞争都绕不开；孩子长期在日语环境中读书，突然转学未必适应；东京的房子此时出售，也可能把损失彻底坐实。

他们真正承受的，并非单纯的物价上涨，而是生活安排在两个货币体系之间。收入写在日本的工资单上，义务却落在国内的房贷、学费和药费里。汇率每动一下，影响的都不是一串数字，而是一个家庭还能保留多少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