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4年民族英雄吉鸿昌牺牲后的珍贵留影，他静静安卧，双目轻闭。

吉鸿昌是伟大抗日民族英雄、共产党员，临刑前写下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就义当天，监刑官宣读完死刑命令时，吉鸿昌正端着碗吃饭。他神色没有半分波动，只淡淡应了一声知道了，低头把剩下的饭吃完，才开口要了纸笔写遗书。

他给家人留下嘱托，说自己是为时代而牺牲，不必过度悲伤，只求儿女长大能成有用之才。

给党组织的信里，他一字一句讲清自己从旧军队走向革命的全部历程，字字坚定，没有半分悔意。

披上常穿的黑斗篷，他从容往刑场走，脚步和平日出门没有两样。走到刑场空地，他忽然停步，弯腰捡起地上的树枝，就着脚下的土地一笔一划写下那首绝命诗。

二十个字写完，他掷下树枝，对着在场的特务厉声开口，我为抗日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他让人搬来椅子，要坐着受刑。

特务端着枪不敢上前，他又补了一句，我死得光明正大，不要在背后开枪，到我正面来。行刑的特务手都在抖，对着他正面扣下扳机。吉鸿昌靠在椅背上，至死都没有倒下，那一年他才三十九岁。

他原本是旧军队里手握重兵的将领，出身贫苦农家，十八岁投军，凭着敢打敢拼一路升到军长，在西北军里以骁勇出名。要是顺着当时的路走下去，他完全可以身居高位享尽荣华。

可他偏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蒋介石政府忙着打内战，不肯发兵抗日。吉鸿昌看着国土沦丧，心里像烧着一团火，他多次主动请命上阵杀敌，换来的却是被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

人在国外，他半点没忘了家国。在美国邮局寄东西，职员当众说不知道中国，随行的特务还劝他假装日本人就能得到礼遇。他当场发了火，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无上光荣。

回去他就找了块木牌，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上我是中国人，往后但凡去公共场所，都堂堂正正挂在胸前。

他走遍欧美十几个国家，每到一处就给侨胞演讲，讲国内的局势，讲抗日的必要，号召所有人团结起来救中国。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他绕开特务的监视，偷偷坐船回了国。

回国后他第一时间找到共产党，说出自己想跟着党抗日救国的心愿。1932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旧军队的将领，彻底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员。

为了凑钱组建抗日武装，他把自己全部家产变卖，凑了六万银元买枪买弹，一分钱都没留给家里。

1933年，他和冯玉祥等人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亲自带着部队往北打。

半个月里连克三座县城，最后一举收复塞外重镇多伦，把日军彻底赶出察哈尔省。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寇手里收复失地，全国上下抗日士气为之一振。

好景不长，蒋介石政府容不下这支抗日队伍，调了十六个师的兵力，和日伪军前后夹击同盟军。吉鸿昌带着队伍打到弹尽粮绝，最终没能撑住。

他没有放弃抗日，潜回天津继续活动，牵头成立反法西斯大同盟，秘密印抗日刊物，联络各地爱国人士，攒着力气准备再组武装。

他在天津的住宅成了地下联络点，三楼藏着他筹来的武器，阁楼里有秘密印刷所，他常以打牌请客为掩护，和同志们商量抗日计划。

1934年11月，他在国民饭店和同志开会时，军统特务闯进来开枪暗杀。同行的同志当场牺牲，他肩膀受了伤，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很快他被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敌人用尽手段威逼利诱，想让他屈服。

他半点不退让，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说能加入共产党，为人类解放奋斗，是自己毕生最大的光荣。

狱中他还给其他狱友讲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主张，好多人听着听着就落了泪。

短短十几年的戎马生涯，他大半辈子都在找一条能救中国的路。见过军阀混战的乱，见过国土沦丧的痛，他最终选定了信仰，也用生命守住了信仰。

他没能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却死在了坚持抗日的路上，这份遗憾藏在绝命诗的每一个字里，也刻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里。

真正的民族英雄，从来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被人忘记，他宁死不屈的气节，一心救国的赤诚，直到今天依旧有直抵人心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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