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台北，90岁的杨森以招募生活秘书为名迎娶17岁的新竹少女张灵凤，岛内媒体蜂拥而至，军政要员悉数到场，连蒋介石都派人送来贺礼。

1974年的台北，湿闷得像一口蒸锅。

九十岁的杨森坐在公馆藤椅上，拐杖敲得地面笃笃响。

他满脸皱纹，眼睛却还亮得吓人。

前几日寿宴，张群跟他打趣，说要多跟年轻人待着才长寿。

旁人都当玩笑，杨森却当了真。

当天夜里，他就让副官登报，招生活秘书。

启事写得冠冕堂皇，谁都懂这是选姨太太。

消息传到新竹张家，十七岁的张灵凤正蹲在门口择菜。

她刚初中毕业，扎两条黑辫子，眉眼清瘦。

风一吹，辫梢扫过她的肩膀，带着皂角的香味。

她本以为自己会进厂做工，嫁个本分人。

媒人上门那天，张父蹲在门槛抽了一下午烟。

烟蒂扔了一地，像密密麻麻的黑点子。

杨森是当年的四川军阀，如今的国策顾问。

得罪不起，也拒不起。

丰厚的聘礼，更是他一辈子赚不来的数目。

张灵凤躲在门后，手指抠得门板发响。

她只在报纸上见过那个白发老头，比她爷爷还老。

母亲抹着泪说，这是你的命。

她没说话，攥紧了自己的辫梢。

见面在台北的公馆，水晶灯晃得她睁不开眼。

她低着头，能看见自己布鞋上沾的泥点。

杨森坐在沙发上，像打量货物一样打量她。

末了他点头说，就她了。

三个字，定了她的一生。

婚事轰动全岛，报纸登了整版头条。

婚礼当天，三军俱乐部门口车水马龙。

黑色轿车排了半条街，车牌都带着特殊的编号。

军政要员接踵而至，皮鞋踩得台阶响。

记者挤成一团，闪光灯亮成一片白。

杨森穿新马褂，别着勋章，腰杆挺得笔直。

九十岁的人，半点不见老态。

没多久，总统府的车到了。

蒋介石派副官送来贺礼，还有“松柏长青”的亲笔题字。

在场的人都凑上去恭维，满脸羡慕。

杨森笑着拱手，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

这是天大的面子。

吉时到，新娘被扶了出来。

张灵凤穿大红旗袍，脸上敷着厚粉。

她一直低着头，刘海遮住眼睛。

没人看得见她的眼神。

司仪喊着口令，她跟着弯腰、跪拜。

杨森枯瘦的手搭在她胳膊上，硌得生疼。

她攥紧旗袍下摆，指节泛白。

掌声、笑声、快门声，潮水一样裹着她。

她像个摆上台的物件，由不得自己。

闹洞房的人后半夜才走。

红烛烧得蜡油往下淌，像凝固的泪。

烛火晃啊晃，把影子投在墙上，歪歪扭扭的。

杨森说，以后你就是杨家的人了。

她盯着地砖的纹路，没出声。

十七岁的新娘，九十岁的新郎。

满室红妆，冷得像冰。

婚后她住在后院，衣食无忧，却像只笼中鸟。

院子里有棵玉兰树，她总坐在树下发呆。

杨森总带她赴宴，跟人炫耀自己的小太太。

没人问过她愿不愿意。

第二年，她生了个女儿。

杨森大摆宴席，说这是自己养生有道。

他抱着孩子大笑，声音震得人耳朵疼。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脸上没表情。

十八岁的她，当了妈妈。

孩子哭的时候，她有时候会跟着一起掉眼泪。

日子过了三年。

1977年秋，杨森查出肺癌晚期。

杨家一下子乱了。

各房姨太太、子女都往医院跑。

嘴上探病情，心里都算着家产。

杨森瘦成了一把骨头，没了半分威风。

躺在病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没熬到冬天，他就走了，享年九十三岁。

葬礼风光无限，比婚礼还盛大。

葬礼刚完，家产争夺战就爆发了。

兄弟姐妹反目，姨太太们互相谩骂。

公馆里天天鸡飞狗跳。

摔东西的声音，哭号的声音，混在一起。

张灵凤抱着三岁的女儿，站在走廊角落。

她没根基，没靠山，连说话的份都没有。

有人骂她是狐狸精，她也没回头。

最后她只分到一点现金和郊区的小房子。

跟其他人比，不值一提。

她没争也没闹。

就像她当初走进公馆时一样，安安静静的。

收拾两个箱子，抱着女儿，走出了公馆大门。

门口阳光刺眼，她抬手挡了挡。

三年前她走进这里，也是这样的晴天。

那时她十七岁，满心惶恐。

如今她二十岁，反倒平静了。

后来再没人听过张灵凤的消息。

有人说她回了新竹，有人说她改嫁了普通人。

那场轰动全岛的婚礼，慢慢被人忘了。

报纸头条换了又换，没人再提起她。

就像台北的一场雨，下过就没了痕迹。

偶尔有人翻旧报纸，会看到那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里的新娘低着头，红衣晃眼。

没人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也没人在乎。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