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贾平凹和妻子吵架后越想越气，开始写起“遗书”，写到文尾，他想起了贾浅浅，于是写下：“宁可夏日降我暴尸十天，不可以后亏了我儿……”

那年夏天，西安方新村，贾平凹和一帮文友聚在一起，商量着第二天去爬华山，同行的还有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敏。约好后，众人都买了票，还给贾平凹的妻子韩俊芳也买了一张。

第二天，临开车前半小时，大伙儿全到了，唯独不见贾平凹和韩俊芳。就在这时，房东老党气喘吁吁跑来传话：“两口子吵架了，去不成了。”

大伙儿以为吵两句就完了，怕耽误了行程，只好先走一步。殊不知，贾平凹这边，事情已经走向了失控。

时间拨回早上。

一大早，张敏就已经收拾好了，招呼了贾平凹一声，就前去和其他朋友汇合。贾平凹急得火烧火燎，催韩俊芳赶紧出发。韩俊芳说正煮鸡蛋，马上就好，带上山当干粮。

贾平凹一听不乐意了，都这个时候了，还煮啥鸡蛋？说路上吃张敏的就行。两人争执不下，贾平凹一炉钩子捅下去，蜂窝煤轰然塌了。韩俊芳埋怨了几句，转身端锅到房东家灶房继续煮。

贾平凹哪咽得下这口气，拎着一瓢凉水追过去，朝灶膛里浇了下去。火灭了，两口子动起了手。韩俊芳哭了，那是她进城以来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这下不光华山没去成，两口子都憋着气，一天没开伙，孩子也扔给了房东家嫂子照看。

贾平凹把自己关进书房，越想越气，觉得华山没去成，爱情也飞走了，于是流着泪写起了“遗书”。

他一口气写了四页纸，写到文尾，想起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告别这个世界，女儿从此没了父亲，他颤抖着写下：“我的小女，年方一岁七月，便再不能有其父，做父亲的哪个不会伤心？可幸小女五个月前，便能认得我，呼我‘爸爸’……宁可夏日将我暴尸十天，不可以后亏了我儿……”

接着，他还贴心写下自己还有三本书要出版，稿费大概有四千块，并交代这些钱要全部留给女儿，作为上学和出嫁的费用。

写完后，贾平凹静静收拾好自己，静坐在桌前。半晌后，他下定了决心，打开拉绳灯的外壳，把手伸进了带电的开关盒里——“叭”一下，手被烧伤，人倒了下来，扯断了电线。

房东本就一直留意着小两口的动静，听见动静后，立马冲了进来。一看贾平凹倒在地上哀嚎，顿时慌了神，连忙招呼人把他抬到床上。

经历了生死关，贾平凹也没了死志，呆呆坐在那儿，举着肿了的手指，任妻子缠上了纱布。

三天后张敏从华山回来，一进巷子先去了贾平凹家。贾平凹正躺在床上，看见他“哇”地哭了：“好张敏哩，你差点儿见不上我了。”

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几张纸，题目是《临行语》，纸上有明显的泪迹。

见张敏看完了，贾平凹说：“你给我当个见证人。”

两人聊了好一会儿，张敏见贾平凹情绪稳定，便把那份手稿带了回去收了起来，放进一个紫红色的职称证书里，一锁就是十几年。后来，香港某报出价一万元想买，张敏都没答应。贾平凹去要过几次，张敏也没给。

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青年文人普遍抱有纯粹、宏大的理想主义。他们敏感又多情，热血又脆弱，情绪一上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贾平凹也冲动了一回，但命运没让他走成。那张带着泪迹的《临行语》，最终没有变成遗书，反而因为那几句留给女儿的话，成了他对女儿一片爱护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