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护士说："不好色的男人有两种，一是经济不行，二是身体不行，如果这两种都不是，那就是他的脑子不行。绝大多数男人不是不好色，只是学会了克己。人性底色里，见色起意是本能，就像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真把不好色当人设的，往往才最值得警惕。"
中国近代有个男人，叫鲁迅。
他是中国最硬的骨头，白话文的旗手。课本里写着他，历史书上刻着他的名字。骂遍天下，也看透了人性。可你知道他这一生最大的自虐是什么吗？不是写文章，是克己。
1906年，鲁迅在日本留学。剪了辫子，读着尼采，满脑子新思想。收到一封家书，说母亲病危。他连夜赶回绍兴。推开家门，母亲好端端站在堂屋里。满屋挂红，贴着喜字。他没发火，站在门口，愣了很久。
母亲给他挑的女人叫朱安。比他大三岁，裹小脚，不识字。这门亲事是十几年前订下的，他一拖再拖，拖到再也拖不动。
婚礼那天，鲁迅做了一件很"鲁迅"的事——他戴了一顶假辫子。剪掉的辫子，又戴了回来。那是在讽刺自己，也讽刺这个荒唐的仪式。
朱安也做了一件"聪明"事。她听说丈夫不喜欢小脚女人，特地买了一双大鞋，里面塞满棉花，假装是放足后的脚。轿子落地，她一脚踩下去，鞋子掉了。棉花散了一地，一双三寸金莲露了出来。
全场安静了。鲁迅看了一眼，没说话。
新婚夜，他没进洞房。一个人在母亲房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搬到书房去睡。婚后第四天，他带着二弟周作人，坐上船回日本了。
一去三年。
有人问过他对这段婚姻怎么看。他对好友许寿裳说了一句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
他真的没有碰过朱安。不是身体不行，是他心里有根绳子，把自己捆住了。
那根绳子，叫道德。
他太清楚什么是自由恋爱。他写在文章里，发表在报纸上，跟年轻人高谈阔论。可回到现实中，他不肯做那个打破规则的人。他怕什么？怕母亲伤心。怕朱安回了娘家没法做人。怕背负"抛弃发妻"的名声。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用写文章对抗这个时代，却不敢用行动冲破自己的牢。
后来他在北京买了房子，把母亲和朱安接来同住。同住，但不同居。他的卧室和书房在北屋，朱安住在南屋，中间隔着院子。
朱安不死心。她铺好了床，叠好了被子，想叫他过来。鲁迅看见了，没说话，走出去，把床拆了。
朱安站在南屋门口，看着他拆床。他没回头。
他给朱安生活费，按月给，从不短少。朱安生病了，他请大夫。想吃什么，他让佣人去办。他做了一切"丈夫该做的事"，除了"丈夫"本身。
朋友劝他，不喜欢就离了。他摇头："她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我离了她，她怎么活？"
他把朱安的悲剧扛在了自己肩上。一扛三十年。
1927年，鲁迅46岁，和女学生许广平在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坐在院子里，没有哭，没有闹。她对邻居说了一句话："大先生有人照顾了，好。"
后来鲁迅病逝。朱安对着记者说了一番话，每个字都像刀子：
"你们都说要保护鲁迅的遗产——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保存保存我呀！"
鲁迅一生骂旧礼教，骂假道学，骂那些麻木的看客。可他最后发现，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最痛苦的看客。
他不是没有欲望。他写"怜子如何不丈夫"，写"无情未必真豪杰"。他比谁都懂人性那点事。可他就是不去碰。
不是不想碰。碰了，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不碰，对不住自己的天性。他选了前者。
一个能把笔当刀的人，偏偏在婚姻这件事上，什么都不敢做。不是懦弱。是太清醒了。他知道，自由之外还有责任。爱之外还有慈悲。
真正的克己，不是没有欲望。是欲望到了喉咙口，你还是把它咽了下去。咽完了，还不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