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以为香港中产花6000块雇菲佣是为了扫地做饭？大错特错！他们不敢辞退菲佣，根本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图便宜，而是这36万外佣早已掐住了香港中产家庭的“命脉”。辞掉一个菲佣，毁掉的是整个香港中产的生活。

早上6点多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买菜做饭，清洁房间，陪老人复诊，下午接孩子放学，晚上收拾厨房。丈夫和妻子能够按时出门上班，不必频繁请假，背后靠的正是有人接住了这些琐碎又不能中断的家庭事务。

很多人把外佣理解成“住家保洁”，其实远远不够。她们既是保姆，也是厨师、接送员和照护者。孩子发烧，老人摔倒，学校临时停课，父母突然加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变化，都需要家里有人顶上。

截至2024年，香港外籍家庭佣工人数已经回升至约36.8万，占当地整体劳动人口约9.6%。这意味着，她们早已不是少数富裕家庭的生活配置，而是一支影响整个香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

香港立法会研究资料还显示，2023年，在家中没有住家外佣的已婚幼儿母亲中，劳动参与率只有45.6%；家中有住家外佣的同类母亲，劳动参与率却达到82.3%，接近前者的2倍。

香港中产雇外佣，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少洗几个碗，而是保住家里至少1个人的工作。特别是在金融、法律、医疗、教育和专业服务行业，工作时间很难完全由自己控制。

孩子下午放学，父母却不可能每天提前离开办公室；老人需要照顾，成年子女也很难长期停工守在家中。

辞掉1名外佣，看起来每月少支出几千元，实际可能意味着夫妻中收入较低的1个人改做兼职，甚至直接辞职。损失的不只是1份工资，还有晋升机会、退休保障和多年积累的职业经验。

所以，外佣对很多香港家庭而言并不是享受型消费，而是一笔维持双职工模式的必要开支。

所谓每月花6000港元，也只是一个粗略说法。从2025年9月30日起，新签合约的外佣最低工资已经调整至每月5100港元。如果雇主不提供膳食，还要支付每月1236港元的膳食津贴。

除此之外，雇主还要承担住宿、保险、医疗、往返原居地的旅费以及部分中介费用。算上这些支出，真实成本通常不止6000港元。

问题在于，即便成本不断增加，许多家庭仍然不敢轻易停用。

香港居住面积普遍不大，让1名成年人长期住进家里，双方都要牺牲不少私人空间。生活习惯、饮食方式和教育观念也可能产生摩擦。雇主未必每天都满意，外佣也未必过得轻松，但只要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双方通常更愿意继续磨合。

因为更换的风险太大。一个已经工作多年的外佣，熟悉孩子几点放学，知道老人吃什么药，记得家里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也清楚附近市场、医院和学校的位置。这些经验并不写在劳动合同里，却是一个家庭最难替代的部分。

新人到来后，需要重新培训、重新建立信任，孩子和老人也需要重新适应。碰上签证、机票或中介流程延误，家庭可能出现几个月的照护空档。

那段时间谁来接孩子，谁陪老人复诊，夫妻中谁向公司请假，每一个问题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和工作。

按照香港现行规定，雇主提前终止合约，一般需要给予外佣1个月书面通知，或者支付1个月工资代替通知，同时结清应付工资及其他权益，并承担返回原居地的旅费。外佣在合约结束或提前终止后，通常要在规定期限内离开香港。

因此，辞退并不是今天不满意，明天换个人那么简单。

更值得注意的是，外佣的角色正在从照顾孩子，迅速延伸到照顾老人。香港人口老龄化加快，一些中产夫妻白天上班，家中却有行动不便、患有慢性病或需要定时服药的父母。

请专业护理员费用较高，养老机构又未必有合适名额，住家外佣便成了许多家庭现实中唯一承担得起的长期照护力量。

在我看来，这件事最值得讨论的，不是香港中产到底有多依赖菲佣，而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为什么把儿童照顾、老人护理和家庭运转如此大规模地压在外来女性劳动者身上。

外佣确实帮助大量香港女性重返职场，却不等于家庭责任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很多时候，只是把原本由本地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转移给了收入更低、议价能力更弱的外来女性。

中产家庭获得了时间，外佣却可能面临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的问题。由于住在雇主家中，她们很难像普通上班族那样，下班后真正离开工作场所。

照顾婴儿和失能老人更可能涉及夜间工作，不能把这些付出简单概括成“包吃包住”。

准确地说，是香港现有的住房、工时、托育和养老体系，让雇主家庭与外佣形成了高度捆绑。家庭离不开照护，外佣需要工作和收入，双方都被一套成本较低却缺少替代方案的制度固定在同一个屋檐下。

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让中产家庭突然辞掉外佣，也不是把外佣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家庭机器，而是增加托育服务、社区养老、日间照护和弹性工作岗位，同时保障外佣合理休息、居住空间和劳动权益。

一个城市越离不开她们，就越应该看见她们的价值，而不是只计算雇佣她们需要花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