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初期，闽东和浙南方面关系密切。在反“围剿”中，双方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红军挺进师还派了一些军事干部和做肃反工作的保卫局干部，帮助闽东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叶飞和粟裕，不时在一起交流对游击战的看法，彼此都感到谈话投机，感情融洽。
11月7日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纪念日，红军挺进师和闽东红军在泰顺县白柯湾搭起讲台，召开纪念大会。两支红军部队亲如家人，互相拉歌，齐声欢唱，会场气氛很热烈。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主要领导人刘英、粟裕、叶飞等走上讲台先后讲话，从苏联人民的胜利讲到中国革命的前景，战士们很受鼓舞，全场不时发出一阵阵掌声。
种种情况表明，狡猾的罗卓英不受红军调动，集中兵力要摧垮浙西南根据地，军事斗争形势严峻。省军区司令员粟裕反复思考，分析比较，认为浙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应该把斗争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他对刘英说，浙南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势险要。比起浙西南来，浙南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从1924华起，1929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之间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
挺进师在闽东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就开始踏上新的征程。叶飞特地调一个步兵排给挺进师。粟裕、刘英把一挺重机枪连同机枪班充实闽东红军。挺进师从浙闽边境出发，向东北疾进，出敌不意攻下浙江省瑞安县的珊溪镇，先在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交界地区立足，再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粟裕灵活用兵，指挥挺进师在浙南兜了两个大圈子，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
挺进师乘机攻下瑞安、平阳、泰顺外围几十个重要市镇和据点，很快打开了局面。粟裕和刘英作了分工:刘英带少数短枪队和省委机关在瑞安、平阳、泰顺地区开展浙南根据地建设工作;粟裕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界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卫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斗争，寻找和收拢在敌人包围圈里艰苦战斗的战友。
在粟裕指挥下，部队采用迂回战术向北行动，白天隐蔽，晚上行军;有时突然来个“回马枪”，引诱敌人“狗咬狗”自己打自己。挺进师一路上打土豪、“请财神”，把地主家的粮食、衣服分给贫苦农民，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乡保长、土豪劣绅，越过浙赣铁路，直指天目山麓。围困浙西南根据地的敌人坐不住了，终于被粟裕“牵”了出来。
1936年2月2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峰文召开会议，决定临时省委与挺进师领导机关分开行动，以挺进师第三纵队第七支队和第五纵队第十三支队为基础组成浙西南独立师，粟裕任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并以省委代表兼浙西南独立师师长，谢文清为政委，张友昆为组织部主任。
其任务是往返活动于浙南和浙西南之间,牵制、打击国民党军及地方保安团队,掩护临时省委在浙南开展工作。后挺进师一部在鼎平泰交界的金寨、二湖,与闽东特委所属的鼎泰区区委书记郑丹甫会合。
3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浙南特委,郑宗毓(玉)任书记,统领导浙南地区的斗争。同时,临时省委机关进驻福鼎地区,将鼎泰区划为省委直属区。他们在这里深入发动群众,建立了贫农团、妇女团、赤卫队、少先队等各种革命组织。月底至5月上旬,省委特务队在刘英指挥下,先后于福鼎王家山和泰顺排头、南溪等地,击溃了福建、浙江保安团队的几次进攻,连续打了胜仗,进一步鼓舞了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浙南特委又在泰顺双溪口等地,建立了山洞医院,收容了200多名伤员。至此,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在更广泛的区域展开。
2月9日，粟裕率部在泰顺县前坪仔村伏击敌人，毙敌27名，俘80名，缴轻机枪1挺，长枪80支。
这样，闽浙边临时省委内部在如何开展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粟裕又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闽东部队不能离开闽东根据地,我们挺进师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但是,刘英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坚持他自己的错误意见。这样,闽浙临时省委内部就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可是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就提出只有和闽北地区联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的错误。粟裕还要叶飞负责设法去问闽北独立师和黄道取得联系。黄道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是闽北游击根据地党的负责人。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
一天，粟裕从浙西南收容被打散的部队回来，向叶飞谈起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深感苦恼地问叶飞:“我们部队一行动总有国民党军跟踪追击，像尾巴一样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尾巴’的?”
叶飞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时，一般是先派人去同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才开出去活动。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了，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敌人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有群众，敌人没有群众，所以敌人就找不到我们的行踪。”
听了叶飞的介绍，粟裕对闽东独立师的做法很赞赏，点着头说:“这办法好，这就叫做'狡兔三窟’。没有窟，免就狡不起来;没有群众，没有根据地，部队就摆脱不开敌人，就站不稳脚跟。”
后来，粟裕几次向刘英讲起叶飞他们的做法，刘英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正规部队的做法。刘英还提出闽浙独立第二师(即闽东独立师)要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叶飞和闽东特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认为:当前敌人大兵压境，如果独立师现在离开闽东，根据地很快就会垮台;丢失了根据地，不仅开辟不了新区，部队无法开展游击战，很可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因而，大家都不同意刘英的意见。
3月，粟裕与刘英在政策策略和党内关系等问题上开始发生了分歧。粟裕认为，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浙西南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强对敌斗争力量。
刘英认为，这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获悉“围剿”浙西南的国民党军正将主力集中于城市和交通干线后，刘英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要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返回浙西南去恢复工作。粟裕认为，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何时进人浙西南中心区，应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在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挺进师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人接替粟裕的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职务。
在处理浙西南与闽东两区的矛盾上，刘英从“统”掉闽东的意图出发，从3月3日写信几次提出把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同时撤掉粟裕的组织部长职务。粟裕不赞成，认为这对坚持闽东根据地与协调两区关系不利，也不符合组成临时省委的初衷。刘英不采纳粟裕的意见，自行决定叶飞兼任原由粟裕担任的组织部长，离开闽东到临时省委工作。
就在叶飞与粟裕分手后，叶飞就派人去闽北打探黄道的消息。在地下交通人员的帮助下，1936年2月，叶飞与黄道在福建政和县洞宫山见了面，向黄道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闽东特委和刘英在斗争方针上的分歧，提出了成立闽渐赣省委，请黄道担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和浙南的建议。
黄道表示:当前我们都远离中央领导，几个地方统一领导是有利于革命斗争的。他赞成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说自己这次就是抱着和闽东合作，建立闽浙赣省委的想法来的。但是，黄道又说:鉴于闽浙边临时省委当前的情况，要建立统一领导，首先必须由闽浙边临时省委对前一阶段的工作做出总结，指出刘英同志的错误并责成他去恢复浙西南的工作，然后才能建立闽渐赣临时省委。
叶飞回到闽东后，刘英主持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叶飞报告了和黄道会晤的情况，坦率地汇报了黄道的意见。刘英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何必再建立闽浙赣省委呢?“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错误我们自己纠正。”他还提出由叶飞来担任临时省委书记。叶飞当然坚决拒绝。会议不欢而散，闽东特委不得不推出临时省委。刘英回到浙南后，仍然要闽东独立师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
1936年初秋,刘英写信给粟裕，要他乘与叶飞会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临时省委。当时这个命令使粟裕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粟裕未能坚决抵制刘英的错误，约叶飞到庆元南阳会面，自同刘英同志的会议以后,叶飞还没有见到粟裕,也很想同他谈话。
叶飞和陈挺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会合。见到粟裕,叶飞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叶飞、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两边的人把叶飞和陈挺抓了。叶飞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叶飞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
在押解的途中,叶飞几次提出要同粟裕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叶飞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他扔下,自己逃走了。国民党士兵逼了上来,叶飞就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陈挺随叶飞跳下悬崖。天黑后,两人不顾伤痛,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达目的地。
到了8月，当粟裕到达临时省委后,刘英单独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紧急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对闽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声讨。这时闽东的领导已退出闽浙临时省委,粟裕便成了主要斗争目标。当时对粟裕也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监视了起来,剥夺了的行动自由。
在这次会议上,刘英把粟裕率队转战于浙闽边境,给黄道同志写信,以及叶飞的脱险,都说成是粟裕参与所谓“分裂省委的活动,还把他在前面叙述过的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粟裕“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挺进师进入浙江的第一阶段,为吸引和调动敌人而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等等。宣布开除叶飞和阮英平同志的党籍。同时说粟裕也参加了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的活动,也将粟裕隔离起来审查。“南阳事件"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彻底分裂，此后闽东特委接受闽赣临时省委的领导。
刘英对粟裕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粟裕对此事前毫无觉察。面对严重的敌情,既已失去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破裂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到严重摧残,现在内部又出现了危机,在这样极端严重的时刻,粟裕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斗争才算结束。
此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了,刘英主要坚持于浙南地区,粟裕则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后来由于敌情严重,从1937年2月开始双方失去了联系,直到1937年10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功后才又会合。
浙南党内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这些严重分歧,属于政策策略方面的,后来粟裕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从实际情况出发作了若干调整,刘英在浙南地区事实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不过两人始终未能就浙南游击区的建设和发展作过实事求是的探讨。至于采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来对待党内矛盾,在浙南党内还延续了一定的时期,带来很不利的影响。而闽东、闽北、浙南三个兄弟游击区之间的团结,经过了这一段的波折到抗日战争开始,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新的基础上才得到解决。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刘英于1942年在坚持浙江工作期间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粟裕认为当时两人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
坚持浙西南斗争的第二纵队，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等大部分同志牺牲以后，四支队支队长余龙贵带领12名战友，在遂昌、浦城交界的山区打游击。冰雪封山的严冬过去了，转眼到了1936年暮春。这时，粟裕率主力部队回到了浙西南，寻找散失在山里游击的红军战士。这一带是老区，乡亲们对红军很亲切。他们告诉粟裕有一个扛机枪的高个子红军，带着10多个战士，常来村里活动。粟裕一听，马上想到那个“扛机枪的高个子红军”很可能是余龙贵，心里很高兴，马上对乡亲们说:“你们快去寻找，一定要找到他们，就说过三天金米来带他们!”乡亲们也很高兴，不少人自告奋勇上山寻找。
那天，余龙贵和12名战友正在山坡上休息，远远望见几个打柴的老乡，挥舞砍柴刀向山上跑来，边跑边喊:“可找到你们啦，可找到你们啦!”余龙贵和战友们很奇怪，迎上去问道:“老乡，好久没有见面了，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老乡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队伍回来了，红军回来了!”同志们一听，又惊又喜，抓住老乡的手，要他们说得详细一些。老乡说:“前天村里来了一支红军部队，带队的脸色较黑，个子不高，但很敦实。他一住下就打听这里有没有红军，要我们赶快来找你们，还说他叫‘金米’，过三天来带你们。”
“金米”，这不是粟师长的代号吗?师长亲自来找我们，大家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多激动。
第三天，粟裕果然来了。时间已是傍晚，太阳就将落山金色的阳光酒满山村，在老乡带领下，余龙贵和12名战友急切地跑进村里，只见粟师长早就站立在门口，挥动右臂在向大家招手。余龙贵和12名战友快步跑上去，围在粟裕身边。粟裕挨个和大家握手，嘴里连声说:“好哇，都回来了，都问来了!”挺进师的同志听说一纵队战友回来了，都高兴得一齐围了过来。战友久别重逢，有多少心里话要说啊，可是许多人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余龙贵向粟裕汇报了半年来二纵队的战斗历程和重大牺牲。粟裕心情沉重，仔细地听着，对牺牲的每一个于部、战士的情况，都询问得很详细。听罢汇报，粟裕长时间地陷人了沉思，然后抬起头，看着余龙贵等二纵队战友，缓慢而坚定地说:“我坚信毛委员说的话:虽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革命牺牲的同志的可歌可泣事迹，我们要把它记在功劳簿上，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纪念他们!
1936年4月，粟裕从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上发现一条报道说浙东南山上有“共匪”活动，立即率部跋山涉水赶到浙东南转战于丽水、武义、水康、缙云、永嘉一带，寻找战友。
这时原国民党陕西省政务厅厅长、现任第四十六军秘书处长的陈素子，正好返归缙云老家祭祖。他看到红军势力越来越强大，便和地主、豪绅密谋，组织了有千余人的民团，专和红军作对。
4月7日夜晚，粟裕巧用奇兵，在缙云县南乡越王山包围了民团指挥所，击溃了反对民团，活捉了陈素子和民团另一名头子、土豪李志仁。群众一致要求枪毙这两个反动家伙。第二天，独立师在缙云召开公审大会就地处决了陈素子、李志仁。
5月中旬，粟裕在缙云县壶镇王龙坑见到了张文碧带领的第一纵队10多名同志。从浙西南突围以后，一纵队60多名精壮战士，奉命北渡瓯江，向浙东地区发展，在当地坚持斗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在敌人的“清期”和反“清剿”中，纵队长王屏等几十名战士先后牺牲了。张文碧等10多名战士在深山老林里苦苦支撑，熬过严冬，迎来了与主力会合的春天。
粟裕告诉大家，现在整个闽浙赣的革命斗争仍很艰难，但全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对我们十分有利。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红军击败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天险，长征二万五千里，已经胜利到达陕北，革命的火焰又在北方燃烧起来了。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激动和兴奋。
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是红军挺进师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又在浙南开辟了大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从总体上说，罗卓英40个团的“围”没有能够消灭红军，挺进师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仍取得反第一次“围剿”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