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二年，濠州城头树起红巾。
定远富户郭子兴散尽家财，招聚少年数千人袭占濠州，与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四人各称元帅，共分一城。
这是郭子兴一生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一生格局的终点。
郭子兴敢在元末大乱中率先举义，有地盘有兵力有人望，还早早收下了日后开创大明江山的朱元璋做女婿和部将，为什么不但没成真龙天子，反而几次差点被同伙整死？
郭子兴（剧照）
一个不会团结人的带头大哥至正十二年春，郭子兴与孙德崖及另三位同起事的豪强俞氏、鲁氏、潘氏一同占据濠州，五人各称元帅，互不统属。
《明史·郭子兴传》记：“始，子兴同起事者孙德崖等四人，与子兴而五，各称元帅不相下。四人者粗而戆，日剽掠，子兴意轻之。四人不悦，合谋倾子兴。子兴以是多家居不视事。”这段话信息量很大。
五支武装挤在一座城里，资源有限，对外要面对元军，对内要协调分配粮草防区，本该是抱团求存的关系。
郭子兴的态度却是“意轻之”，也就是看不起那四人，觉得他们是粗人强盗，打劫抢掠不成体统，不愿放下身段与他们周旋。
他忘了自己虽是定远富户出身、读过些书，但此刻大家都是反元起事的同路人，那四个人的部下同样扛着刀上城墙，轻视他们等于主动孤立自己。
结果很现实，四人群体感被排挤，合谋倾轧郭子兴，郭子兴干脆躲在家里“不视事”，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
《明太祖实录》卷一记朱元璋当时曾劝他：“彼日益合，我益离，久之必为所制。”但郭子兴不听。
朱元璋一个刚入伍的亲兵队长都看明白了，对手在抱团，我们在分裂，再这样下去要被吞掉。
可郭子兴要么意气用事看不起人，要么赌气撂挑子躲家里不理事。
一个起义军首领连最基本的和同盟共处、分化拉拢、求同存异的认知都没有，遇到合谋对抗就退回家中不管事，这种认知注定镇不住局面。
后来孙德崖能和赵均用联手把他抓了关地窖，根子就埋在此时五帅失和、郭子兴拒绝做任何政治调和这一步。
对比同时代其他能成事的草莽领袖，比如，刘福通能用韩山童的“小明王”旗帜凝聚各支红巾，张士诚能用盐贩义气笼络舟师，朱元璋后来也能收服巢湖水寨各派、安抚渡江诸将。
他们都知道一个道理：你看得起看不起某人是个人好恶，但能不能让各方在你旗下各得其所是公事，公事大过私人好恶。
郭子兴过不了这一关，他把自己的好恶变成了政治上的自我孤立，这是他不能成大事的第一条铁证。
厚此薄彼引火烧身同年秋，元丞相脱脱攻破徐州，芝麻李下落不明，徐州红巾军残部在彭大（彭早住之父）和赵均用（又名赵君用）率领下逃奔濠州。
孙德崖等四人觉得彭赵是徐州旧帅、有名望，便“共推奉之，使居己上”，濠州五帅反屈居其下，“事皆禀命，遂为所制”。这是郭子兴厄运的真正开始。
彭大有智谋，赵均用凶悍而无谋。郭子兴出于个人好恶，对彭大“礼之厚”，对赵均用“易之”。
简言之，也就是郭子兴热脸贴彭大，冷落赵均用。
孙德崖等人见郭子兴如此区别对待彭赵二人，立刻抓住这个缝隙，到赵均用耳边挑拨：“郭公只知有彭将军，不知有将军也。”
赵均用大怒，趁郭子兴出行时将其逮捕，“械于孙氏家，幽之地窖中，将杀之”。
《明史》记此事甚明：“子兴礼大而易均用，均用亦衔之。德崖等遂与谋，伺子兴出，执而械诸孙氏。”
这是整段历史最戏剧性也是最说明问题的片段，彭大、赵均用是寄人篱下的客军，濠州才是郭子兴的基本盘，可郭子兴连最起码的“客将一体、不授人以柄”的外交分寸都没有。
他对两个外来头领一亲一疏，等于逼被冷落的那方与他为敌，又亲手为城内本就不满他的孙德崖送上一个现成的盟友。
挑拨离间之所以生效，前提是他先给了人家挑事的理由。
朱元璋听说后立刻判断“主君素厚彭而薄赵，祸必自赵发，此非彭不可解”，跑去求彭大出兵才把郭子兴从地窖里救出来。
注意，是朱元璋救的，不是郭子兴自己有任何预案或退路。
一个义军领袖，把外来客军放进城后不知平衡两方，反而用私人好恶制造矛盾，被抓后全靠下属搭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性格瑕疵，而是政治幼稚到致命的程度。
成大事者可以爱憎分明，但不能把爱憎替代统战策略。
郭子兴恰恰把个人好恶直接摆上台面，结果是自己差点死在自家城里。
后来彭大死，其子彭早住领众，赵均用愈发专横，“挟子兴攻盱眙、泗州，将害之”，郭子兴又被赵均用挟制，若非朱元璋已下滁州、遣人游说并贿赂赵均用左右，郭子兴当时就可能死在赵均用手里。
《明史》记：“均用闻太祖兵甚盛，心惮之……子兴用是得免，乃将其所部万余就太祖于滁。”
郭子兴又是靠朱元璋脱险，两次遇险、两次被挟制、两次靠女婿救出来，一个被同袍和外客轮流拿捏的领袖，如何号令群雄、如何对抗元廷、如何问鼎中原？历史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
朱元璋（剧照）
对最倚重的人也猜忌郭子兴身上还有一面值得单独说，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为什么“不能成大事”而非“不能起事”。
他确实有眼光，至正十二年闰三月朱元璋投军，郭子兴“奇其状貌”，解缚留用，升十夫长，后又把养女马氏也就是后来的孝慈皇后嫁给他，这些是他一生最正确的决策。
但另一面，他又容不得朱元璋的才干和威望超过自己。
《明史·郭子兴传》写得很坦率：“子兴为人枭悍善斗，而性悻直少容。方事急，辄从太祖谋议，亲信如左右手。事解，即信谗疏太祖。太祖左右任事者悉召之去，稍夺太祖兵柄。”
每逢危急时刻，比如被赵均用抓、被孙德崖挤，他把朱元璋当左右手，言听计从。
危难一过，立刻听信谗言疑心朱元璋尾大不掉，把朱元璋的亲信调走，削减兵权，甚至因小事把朱元璋关起来断食，靠马氏偷送热饼才没饿死。
这种周期性的“用你时恨不得捧上天、不用时马上猜忌打压”，是典型的草头王心态，完全是小肚鸡肠的作派。
更典型的是，攻下滁州后郭子兴想“据以自王”，朱元璋劝他滁州四面环山不通舟楫商旅，非可久居之地，郭子兴才作罢。
取和州后，朱元璋因孙德崖部缺粮而纳孙部暂驻城中，郭子兴闻讯连夜赶去要和孙德崖拼命，引发孙部报复扣押朱元璋，郭子兴又吓得赶紧放人。
如此情绪化决策、公私不分、把个人恩怨置于军事大局之上，这些在郭子兴身上反复出现。
他能识别朱元璋是奇才，却始终不能坦然接受一个下属威望超越自己，这种格局上限就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土霸王，走不到开国皇帝的位子上去。
郭子兴的被挟制与早逝郭子兴最终死在至正十五年，也就是被赵均用挟制、被朱元璋接到滁州后一年多。
死因史载是“发病卒”，但以他生平性格推断，更多是被孙德崖与赵均用那摊烂账气病再加抑郁。
《明史》说他“邑邑不乐……未几发病卒”，归葬滁州，朱元璋后来追封他为滁阳王。
他死时手里的资本是什么？濠州基本盘已丢，元军围后残破，他本人离濠赴滁，兵力靠朱元璋打滁州和州收来，部众万余跟着投奔朱元璋。
也就是说他最后的“势力”本质上是朱元璋帮他保全再交还给他的，而他本人至死没能独立形成一股有战略方向的力量，因为他既没有明确的反元政治纲领，也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治理体系，更没有整合濠州五帅或彭赵二部使之成为有机整体。
明人谈迁 《国榷》中评郭子兴“任侠起闾阎，能识太祖，而不能以此自振，器小也”，一个“器小”点中了他的要害。
器小不是说他没有胆识，他敢在至正十二年举兵反元需要相当胆色。
而是说他容不下比自己强的下属、合不来平起平坐的伙伴、摆不平外来势力的平衡术，最终把自己困死在濠州城的小圈子里。
元末群雄逐鹿，刘福通、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各有缺陷，但至少都在不同方向上展现出某种“成事的能力”。
而郭子兴在动员、建制、扩张、统战这些维度上的能力全面缺失，唯一的正面历史作用是做了朱元璋的引路人，把未来的真龙放进乱世熔炉，然后自己退场。
朱元璋和马秀英（剧照）
结语说郭子兴“不能成大事”，在元末语境里指的不是不能当个小头领、不能占几座城池、不能聚几千人马，而是指无力在群雄并起的淘汰赛里走到最后，做真龙天子。
这场淘汰赛考验的不只是勇敢和慷慨，这两者郭子兴都有。
更考验三条：一是能不能团结各异质力量形成合力，二是能不能在利害取舍时把大局放在私人好恶之前，三是能不能容纳并善用比自己强的人才而不被嫉妒吞噬。郭子兴这三条全都不及格。
他与孙德崖等人“不相下”“合谋倾子兴”，说明第一条不合格。连同城四个合伙人都搞不定，遑论天下。
他厚待彭大而轻易赵均用致被构陷被囚，说明第二条不合格。他把个人好恶带入统战关系，亲手制造自身危机。
他对朱元璋“事急亲信、事解即疏”“夺其兵柄”，说明第三条也不合格。识才而不能容才，这是成大事者最大的弊病。
至于被彭大赵均用“所制”、被赵均用“挟之攻盱眙泗州将害之”，不过是前三条缺陷的必然后果。
在这个意义上，“郭子兴与同时起兵的孙德崖及俞某、鲁某、潘某等人不和，又被彭大、赵均用挟制”这两句话，已经是对他一生政治能力最精炼的定论了。
不和，说明他搞不定基本同盟；被挟制，说明他驾驭不了外来变量。两者叠加说明他缺乏最起码的霸主素质。
乱世中不睦于同袍已是致命伤，再叠加上被外来势力当傀儡拿捏，已经注定了必然出局。
有意思的是，朱元璋在濠州那些年把郭子兴的这些反面教训全都吸取了。
他后来对巢湖水寨诸将、对渡江收编的义兵、对各路降将采取的都是“厚此不薄彼、分化不挑拨、给足面子给实权”的策略，对文臣武将既能放权又能控盘，对小明王韩林儿表面尊奉实则架空。
这些本领未必全是自学，至少有一半是从郭子兴的失败教训里总结出来的。
一个好的反面教材有时比一个好榜样更能教人成事，郭子兴以自己的“不能成大事”做不了真龙天子，却为朱元璋标出了所有不该踩的坑，这也是他的历史价值所在吧！
主要参考书目：
《明史》之《郭子兴传》；
《明太祖实录》卷一；
谈迁《国榷》；
查继佐 《罪惟录》卷二上《郭子兴传》；
权衡《庚申外史》；
吴晗 《朱元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