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治学计划
当我用全力办民众教育的时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学问的事太简单，总以为什么问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着结果的，所以一见我面，总要问道：“你讨论古史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活70岁，就以70岁为成；活80岁，就以80岁为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的东西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做定本就是了。”第二，当时我做了民众教育，古史研究当然放松，但我年纪刚过四十，望望后面还长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军阀压了下去，我仍可规规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做我的希望。哪里想到，抗战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龄已日长，眼看工作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就此浪掷了，只有深深地叹息痛恨。今年我已58岁了，头白如雪，见我的人不是称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过12年就是七十，觉得再不该延迟。
丁文江在时，曾将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龄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过五十，他的确没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记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亲卒年六十九，都没有满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过六十左右。我翻着家谱，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龄，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辈又抽烟，又喝酒，斫伤了身体，我两俱不犯，也许我比他们特别长寿，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报载苏联的医学界已发明了延迟衰老的药剂，但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还未见传来。所以我一想起这“晚成堂”的匾额就担了心，现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以来，一家生计时时在飘荡中，负债之多也超过了北京军阀政府欠薪的时代，我为了经济的压迫永为寻取报酬而工作，这不把我的身体折磨以死吗？我是不是还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我的古史研究，从一般人看来是脱离现实的，所以前两年有人警告我道：“你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你如换走一条路，青年还能拥护你。”我以为这位先生未免短视。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这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何从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例如近日报纸上有艾思奇先生的一篇讲社会发展史的文章，里面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廿余年来所讨论的。释古派认我们的讨论结果为得古史的真相，所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史了。同样，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有人以为我们好做“翻案文章”，讥讽我们“想入非非”，那全是不合事实的。我们讨论古史的初期，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所以我们所立的标准只根据普通的社会学。自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我们也自觉所建立的信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我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毋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又说：“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底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收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所以，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相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哪一个理论离得开事实？哪一个事实离得开理论？近人每喜出主人奴，扬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释然。至于哪位先生为了要我再给青年拥护而嘱我换走一条路，则我敬谢不敏。
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护；青年愿意接近我的，我只望他在学问上自求进展，对于我所说的不妨驳诘，也无须做我的应声虫。又以前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是过去了！”这句话我也觉得不对，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旧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做，《古史辨》只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正似时装可以过去，吃饭便不能过去。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有人继续写，这是我敢做预言的。
在讲我的治学计划之前，该先讲一下我的思想、学问的渊源。我的出生正在大变动的初期，十岁左右刚懂得看书时就和梁任公的文字相接触。梁氏这人从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落伍的地方，但在当时则是建立一个从来未有的批判态度，他要把一切的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实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开路先锋。我进了中学之后，喜看《国粹学报》，从而认识了章太炎的学问，他的范围比梁氏缩小得多，只要把古今的学术思想另行估定价值。但梁氏所批评的是现实社会，我尚未和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观感是空洞的，而章氏所批评的乃是古书，古书我已读过若干，翻看过若干，所以所得的观感是实在的。我懂得了他的方法，也想把古代的东西彻底整理。进了大学，上了胡适之先生半年哲学史课，觉他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已很佩服他；及至他《水浒传考证》发表，我才极度地心折，因为《水浒》故事在传说里、在杂剧里、在小说里，种种的不同，好像没法理清的一堆乱丝，现在经他的手法，不但理得秩序不紊，而且把各个的时代背景都指出来了，这是中国学者的文章里所从来没有的，是梁、章二家所写不出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直到我看了一些辩证法的书才知道，他原来用的是辩证法里的联系的观点和变化的观点，不把一件东西看做孤立的和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