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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内，戈尔巴乔夫对着摄像机念完了辞职宣言，同时将核按钮正式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
19点38分，克里姆林宫穹顶上飘扬了69年的镰刀锤子红旗在风雪中缓缓降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随即升起。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人类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之一，就这样在没有外敌入侵、没有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走到了终点。
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一个让无数观察者困惑的核心问题出现了：
当时的苏联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武装力量之一，现役总兵力约340万人，编为5大军种、13个军区、4支舰队，拥有超过5万辆主战坦克、1万余架作战飞机、近千艘水面舰艇与潜艇，以及足以毁灭人类数次的战略核武库。
无论是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苏军都足以和整个北约分庭抗礼。然而，为什么这样一支钢铁洪流般的军队，会对国家的分崩离析袖手旁观？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军队高层背叛了苏联，他们和叶利钦等反对派达成交易，故意放任国家解体，甚至有人将其简化为“枪杆子放弃了政权”的道德评判。
但现实情况是，“背叛论”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它混淆了因果关系，也忽略了现代军队运作的基本逻辑。
真正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军队为什么没有行动”，而是“为什么到了1991年，苏军已经彻底失去了作为统一政治力量决定国家命运的能力”。
毕竟，当军队已经沦为国家崩溃的承受者时，它自然不会成为挽救国家的救世主。
1）军队从来不是独立的政治主体很多人对军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暴力决定论”层面——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能决定国家命运。
但在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中，军队从来不是可以独立存在、自行决策的政治主体。
任何一支正规军的行动，都必须先回答三个根本性问题——最高指挥权属于谁？军事行动为谁的利益服务？军人最终效忠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对于苏军而言，三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苏联人民以及苏联。
然而到了1991年，三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1）最高权力出现结构性裂缝，指挥链失去唯一顶点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权力体系高度统一：
苏共中央是国家最高领导核心，总书记同时掌握党政军大权，国防部与总参谋部完全服从苏共中央军事部指挥，军队所有重大部署、人事任免都由政治局决定。
这套体系运行了近60年，是苏军保持统一的制度基石。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打碎了这套结构。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正式设立苏联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苏联总统。
总统制的设立本意是强化中央行政权力，实际上却造成了权力二元分裂：
一方面，苏共中央在名义上拥有领导权；另一方面，总统府掌握了行政与军事的直接指挥权，两套班子并行运作，权责边界始终模糊。
更致命的冲击来自加盟共和国层面。
1990年6月12日，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发表《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俄罗斯法律高于苏联法律。
随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14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发表主权宣言，苏联从联邦制国家迅速滑向邦联化。
截至1991年夏天，俄罗斯、乌克兰等共和国的政府已拥有了独立的财政、人事与行政权力，中央政府的政令几乎无法有效执行。
对于军队而言，这直接造成了“谁是最高统帅”的认知混乱。
按照苏联宪法，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但按照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宣言，共和国境内的军队应当服从共和国政府管辖。
在1991年上半年，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格鲁吉亚都出现了地方政府试图接管当地驻军的事件，驻军指挥官既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指令，也不敢轻易违抗对方的要求，普遍陷入了“两头听命、两头都不敢得罪”的尴尬境地。
资料显示，在1991年上半年，苏联国防部收到的各军区请示文件中，超过40%都是关于“如何处理与驻地共和国政府关系”的问题，而国防部始终都无法给出统一、明确的答复。
指挥链的顶端已经分裂，基层部队自然失去了行动的根本依据。
2）国家认同全面瓦解，效忠对象发生分裂
苏军从建立之初，就是一支多民族军队。
在苏联的国家叙事中，军人首先是“苏联人”，其次才是自己的民族身份。这种跨越民族的国家认同，是苏军能够在广袤疆域内保持统一的精神纽带。
但到了80年代后半叶，随着“公开性”运动展开和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各加盟共和国的本土身份意识快速觉醒，“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迅速弱化。1990年全苏民意研究中心的全国调查显示，仅有3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苏联人”，在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这一比例更是低于20%。
这种认同危机直接渗透到军队内部。
根据1990年苏联总政治部的统计数据，苏军现役官兵中，俄罗斯族约占55%，乌克兰族约占18%，白俄罗斯族约占4%，其余23%分属哈萨克、乌兹别克、格鲁吉亚等100多个民族。
除了陆军主力部队中俄罗斯族比例较高外，边防军、地方守备部队的官兵大多来自驻地本土。更关键的是，苏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士兵服役期仅2—3年，军官大多在出生地附近的军区任职，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都扎根于地方共和国。
当各共和国纷纷宣布主权、独立呼声日益高涨时，军人的身份选择就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是苏联军人，还是本国的军人？
1991年初，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的本土籍士兵已经出现了大规模拒服兵役、逃离部队的现象，部分军官甚至公开表态支持共和国独立；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军队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兵开始认同本土的民族主义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如果接到“镇压独立运动”的命令，本质上就是让不同民族的士兵向自己的同胞开枪。
这不仅会造成军队内部的直接分裂，更会从根本上摧毁军人的道德正当性。
2）“八一九事件”与军队意志的彻底碎裂通常认为，“八一九事件”是苏联保守派最后一次试图动用武力挽救联盟的尝试，也是苏军第一次在国内政治冲突中全面暴露自身的分裂。最终政变的失败，彻底宣告了苏联军队作为统一政治力量的终结。
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准备签署《新联盟条约》，将苏联改组为“主权国家联盟”，各共和国将拥有几乎全部国家主权，苏联仅保留外交、国防、金融等有限权力。
在苏共党内保守派看来，这一条约等于变相解散苏联。
为了阻止条约签署，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名高层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接管戈尔巴乔夫的权力。
军队无疑是政变的核心依靠。
紧急状态委员会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调动莫斯科周边的精锐部队进入首都，控制了电视台、最高苏维埃大楼等关键设施，逮捕叶利钦等反对派领导人。
被调动的部队包括了苏军最精锐的塔曼第2近卫摩步师、坎捷米罗夫卡第4近卫坦克师、图拉第106近卫空降师，以及内务部队若干分队，总计约5000名士兵、数百辆坦克与装甲车。
从纸面实力看，政变一方拥有绝对军事优势。
当时，叶利钦控制的俄罗斯政府几乎没有正规武装力量，仅靠少量民兵和支持者防守白宫。如果军队坚决执行命令，攻占白宫只需要几个小时。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预料。军队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打击力量，反而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分裂。
首先是高层指挥的分裂。
国防部长亚佐夫虽然名义上下达了进军命令，但他本人始终态度犹豫，没有下达开火的明确指令。
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中将表面上服从命令，却暗中与叶利钦保持着联系，将政变部队的部署全部告知反对派。
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公开表态不支持政变，甚至一度威胁要轰炸政变委员会所在地；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也始终态度暧昧，没有下达实质性作战命令。
其次是基层部队的分化。
进入莫斯科的部队中，坎捷米罗夫卡坦克师的部分坦克连在抵达白宫附近后，直接倒向了叶利钦一方，将坦克停在白宫楼下保护反对派。
塔曼摩步师的大部分部队则保持观望，士兵们躲在装甲车中，既不驱散人群，也不向前推进；图拉空降师的部队更是在抵达市区后就停止前进，指挥官以“不想造成平民伤亡”为由拒绝执行进攻命令。
更关键的是，官兵们几乎一致拒绝向平民开火。
8月20日晚，莫斯科街头已聚集了数十万反对政变的市民，他们设置路障、与士兵对峙，甚至爬上坦克与士兵交谈。
在整个政变过程中，虽发生了零星冲突，但仅有3名平民意外死亡，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接到并执行向人群开枪的命令。很多基层官兵事后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莫斯科，也绝不愿意向自己的同胞开枪。
对此，美国苏联军事问题专家威廉·奥多姆在《苏联军队的崩溃》一书中，将这一局面称为“军事意志的真空”：
政变者以为只要下达命令，军队就会像机器一样执行。但他们忘了，这台机器的每一个零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政治共识消失后，命令只是一张废纸。
仅仅三天，这场准备不足的政变就彻底失败，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全部被捕，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内务部长普戈等军队与强力部门的最高领导人。
在今天看来，“八一九事件”对苏军造成了不可逆的致命打击。
第一，军队高层出现权力真空。支持政变的将帅被清洗，观望的将领被边缘化，支持叶利钦的格拉乔夫、沙波什尼科夫等人快速上位，军队指挥体系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原有的层级秩序荡然无存。
第二，军队的政治中立性彻底破产。经过这次事件，苏军不再是超越党派的国家武装力量，而是被贴上了“政变帮凶”的标签，社会公信力进一步下降。
第三，也是最深远的影响，各加盟共和国彻底看清了苏军内部的虚弱，开始毫无顾忌地接管境内的军队。
政变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共和国就先后宣布组建本国国防部，开始对境内的苏军部队进行“国籍化”改造。
截至1991年11月，苏联国防部能够直接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了战略火箭军、远程航空兵等少数中央直属部队，大部分陆军、边防军都已被所在共和国实际控制。
可以说，八一九事件不是军队“选择了某一方”，而是军队在这次事件中彻底暴露了自身的分裂与无力。
在此之后，苏军作为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3）为什么苏军不愿使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在“八一九事件”中，苏军官兵之所以拒绝开火，技术对国内动武的普遍抵触，也是几十年历史经验积累的结果。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苏军战后第一次大规模跨国军事干预。当时，为了制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苏联集结了华约5国的25万军队，以“多瑙河行动”为名一夜之间占领了整个国家，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
在当时的苏联官方叙事中，这次行动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正义之举，军队获得了国内舆论的普遍支持。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为苏军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完整的合法性叙事。那时的苏军高层普遍相信，只要有必要，武力就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
但这种自信在70年代后期开始动摇。
伴随着信息的逐步传播，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国际社会的谴责，都让苏军内部开始出现了反思的声音。很多军官逐渐意识到，军事占领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却无法赢得人心，反而会让苏联陷入道义上的被动。
当然，真正的转折点，是长达十年的阿富汗战争。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开启了长达9年零1个月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成了拖垮苏军的“流血伤口”。
战争期间，苏军累计阵亡14453人，受伤53753人，因伤病致残415936人，总计减员超过48万人。对于一支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军队而言，这样的伤亡数字意味着整整一代苏联青年都留下了战争创伤。
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开始出现大量“阿富汗综合征”的讨论——很多参战士兵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无法回归正常社会，酗酒、暴力、自杀率远高于普通人群。
更致命的是战争合法性的彻底崩塌。
战争初期，官方宣传是“援助阿富汗人民、抗击国际恐怖主义”。但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的推行，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战争真相——阿富汗平民的伤亡、苏军的非战斗减员、战争的巨额开支、士兵的悲惨处境。
到了80年代末，苏联国内已爆发多次大规模反战游行，民众普遍将阿富汗战争视为“毫无意义的侵略”。
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这场没有胜利、没有荣誉、只有伤亡与争议的战争，彻底改变了苏军对武力的认知。
有研究中指出，阿富汗战争让苏军从一支骄傲的胜利之师，沦为了一支疲惫、迷茫、被社会指责的军队。军官们不再相信武力能解决政治问题，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再次陷入一场没有合法性、没有尽头的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1989年之后，苏联国内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军队多次被派往冲突地区维持秩序，但每一次动武都只会带来更加糟糕的的结果，这让军方高层更加忌惮流血。
最具标志性的是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当时，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爆发大规模独立示威，苏联中央下令派军队驱散人群。
4月9日凌晨，苏军动用坦克、伞兵和催泪瓦斯对示威人群进行清场，过程中造成了20名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死伤者中大多是妇女和青年学生。
事件发生后，整个格鲁吉亚掀起了空前的民族主义浪潮，独立呼声从少数精英的诉求变成了全民共识。中央不仅没能平息事态，反而彻底失去了格鲁吉亚的民心；军队也成了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被指责为“屠夫”“人民的敌人”。
事后，国防部对行动指挥官进行了处分，这更让基层军官寒心——执行命令会被骂，不执行命令会被追责，左右都没有好结果。
1990年1月的巴库事件、1991年1月的维尔纽斯事件，都重复了同样的逻辑——军队出动试图稳定局势，造成平民伤亡后，不仅没能控制局面，反而让当地的独立情绪更加高涨，军队也背负了更多骂名。
截至1991年夏天，苏军高层已经达成普遍共识：
绝对不能在大城市向和平示威的平民开火。一旦造成大规模流血，军队将彻底失去所有政治合法性，甚至可能引发全面内战。
这也是为什么八一九事件中，没有任何将领敢下达开枪命令——他们很清楚，这个命令不仅不会被执行，还会让自己成为全民公敌。
4）俄罗斯学界的复盘：国家先瓦解，军队旋即失去行动依据总体而言，俄罗斯主流历史学界的共识非常明确：
军队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而是国家解体的结果；军队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它所依附的国家本身已经先一步分崩离析了。
1）改革摧毁了国家的统一骨架
以雷日科夫为首的体制派学者，将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破坏性。
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本质上是主动拆除了苏联国家的统一骨架——苏共的领导地位、中央的权威、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军队正是依附在这个骨架上的核心机构。
雷日科夫指出，1990年之后，苏联军队的指挥体系就已经开始失灵：
当苏共不再是领导核心，当中央政府的命令出了莫斯科就没人听，军队怎么可能保持统一？军队不是空中楼阁，它的每一条命令、每一份补给、每一个军官的任命，都依赖于整个国家体系的正常运转。当这个体系烂掉了，军队自然就动不了了。
在“八一九事件”后选择自尽的秋安苏军总参谋长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生前的笔记中写道：
我可以指挥几百万军队，却阻止不了国家一点点烂掉。当政客们都在为自己捞好处、为共和国争权力的时候，军队能做什么？向所有共和国开战吗？
2）民族认同分裂让军队失去了凝聚力
以德米特里·沃伊托维奇为首的军事史学派，更关注军队内部的民族结构与认同问题。他们通过对各军区、各部队的人员构成数据进行梳理，发现苏军的多民族结构在国家认同瓦解的背景下，成了军队分裂的天然基础。
沃伊托维奇统计了1991年各军区的民族构成：
在波罗的海军区，本土民族官兵占比超过60%；在乌克兰军区，乌克兰族官兵占比接近50%；在外高加索、中亚各军区，本土民族官兵的比例都超过了半数。
这些士兵大多来自本地，军官也有很多在当地安家。当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站在自己的民族与家庭一边，而不是为一个正在消失的苏联效忠。
沃伊托维奇还发现：
1991年3月，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驻军中有超过70%的立陶宛籍士兵逃离了部队；1991年10月，乌克兰基辅军区的1200多名军官集体宣誓效忠乌克兰政府；到1991年底，中亚各共和国的边防军几乎全部被本土政府接管，连武器装备都一并带走。
“不是军队不想保卫联盟，而是军队里的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联盟的人了。”沃伊托维奇总结道，“当士兵们的家人、朋友都在支持独立，你怎么可能命令他们向自己的亲人开枪？”
3）军队是国家的附属物，而非主宰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在2011年发布的《苏联解体史：1990—1991》研究报告中，对军队的角色做出了官方定性：
苏联武装力量是苏联国家机器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存在、统一与行动能力，完全依赖于苏联国家本身的主权统一与政治合法性。1991年的苏联军队，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它被要求去保卫一个已经在法律上、政治上、民意上都不再存在的国家。
报告特别强调了“行动依据”的重要性——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有合法的政治目标与法律依据。
1991年的苏联，宪法已经名存实亡，中央政府失去了代表性，联盟的边界正在快速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任何大规模武力行动，都找不到合法的名义——你不能以“保卫苏联”的名义，向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的公民开战。
总的来说，俄罗斯学界的研究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逻辑——国家是皮，军队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很多俄罗斯学者认为，外界之所以会问“军队为什么不出手”，是因为把军队当成了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怪兽，而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军队永远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没了，军队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军队了。
5）欧美学界的制度分析：武力的有效性依赖于政治共识与俄罗斯学界不同，欧美学界则普遍认为，军队能否介入政治、能否发挥政治作用，从来不取决于武力的强弱，而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共识度、社会的接受度与国家机构的运作效率。
1991年的苏联，这三个条件已经全部失效，军队再强大也无济于事。
1）文官分裂导致军队中立
很多欧美学者都用塞缪尔·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中提出的“文官控制理论”来分析苏联的情况。
亨廷顿的核心观点是：
现代国家中，军队的政治角色本质上是文官集团意志的延伸。当文官精英内部形成统一共识时，军队会保持统一并执行命令；当文官精英发生了严重分裂、形成对立的政治中心时，军队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最终要么保持中立，要么随之分裂。
牛津大学教授阿奇·布朗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苏联解体的分析环节。
他认为，1991年的苏联已经不存在统一的文官领导核心，苏共党内分裂为改革派与保守派，中央政府与加盟共和国政府对立，总统府与最高苏维埃互相掣肘，整个政治精英阶层已经分裂成了多个互相敌对的阵营。
“军队无论选择站在哪一边，都可能引发内战”。阿奇·布朗进一步指出：
亚佐夫元帅之所以在“八一九事件”中犹豫不决，不是因为他天生胆小，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下令开枪，支持叶利钦的部队、支持共和国的部队都会站出来反抗，整个国家会陷入全面内战。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这是最不能接受的结局。
2）苏共组织的崩溃是军队崩溃的根源
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多姆耗时十年完成的《苏联军队的崩溃》一书，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他的核心观点非常鲜明——苏军的崩溃，根源在于苏共党组织体系的崩溃。
他在书中指出，从苏共中央军事部，到总政治部，再到每一个团级单位的政治委员，苏共的组织网络深入到了军队的每一个细胞。军队的人事任免、思想教育、后勤保障，全部都是由党的系统负责。
可以说，苏共不仅是军队的指挥者，更是军队的黏合剂——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组织体系，把来自一百多个民族的官兵凝聚成了一支统一的军队。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摧毁了这套组织体系。
1990年苏联宪法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随后苏共内部快速分裂，基层党组织陷入瘫痪，军队中的政治部门被大幅削弱，政工干部的地位一落千丈。
资料显示，在1990—1991年间，苏军总政治部的编制被缩减了40%，团级以下的政治委员岗位被大量撤销。
“当党的组织网络消失后，苏军就从一支有灵魂的军队，变成了一群只靠命令和纪律维持的武装人员。”奥多姆总结道，“纪律可以维持日常秩序，但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时，没有信仰的军队是不可能有统一意志的。”
3）经济崩溃让军队失去了行动的物质基础
除了政治与制度因素外欧美学界还非常强调财政崩溃对军队的侵蚀。
世界银行1992年发布的《苏联经济转型报告》显示：
1991年苏联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GDP的21%，黄金储备几乎耗尽，政府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军队的后勤补给更是陷入了严重危机。
解密的苏联国防部档案显示：
1991年上半年，苏军有超过30%的部队无法按时发放军饷，很多边防军、守备部队的伙食标准下降了一半，冬季被服、油料、弹药的补给都出现了严重缺口。
尤其是驻东欧的苏军部队，甚至出现了士兵因为吃不饱饭而外出乞讨的丑闻。
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
1991年的苏军，首先面临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一支连军饷都发不出来、连饭都吃不饱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动力去执行复杂的政治任务的。
对于大多数官兵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工资能不能按时发、退役后能不能安置、家人能不能生活，而不是苏联要不要解体。
总的来说，欧美学界的结论是：
军队的武力从来不是独立变量，它深深嵌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中。当政治精英虚与委蛇、社会共识土崩瓦解、国家财政濒临崩溃时，军队的武力就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根本发挥不了任何决定性作用。
6）尾声：军队是国家的镜像，而非国家的主宰实际上，苏军在国家解体时的表现，并不是一个孤例。
纵观世界历史，几乎所有帝国与多民族国家面临崩溃时，军队都没有能力挽救国家的命运，反而会随着国家的解体而分裂。这背后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军队永远是国家状态的反映者，而不是国家命运的决定者。
1）帝国解体时，军队必然随之分裂
回顾历史，无论是奥匈帝国的解体、奥斯曼土耳其的崩溃还是南斯拉夫的分裂，都重复了同样的剧本。
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当时的奥匈帝国军队拥有超过200万兵力，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
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多民族构成的奥匈军队瞬间土崩瓦解。捷克族的士兵回到捷克，匈牙利族的士兵回到匈牙利，奥地利族的士兵留在奥地利。
这支曾经横扫欧洲的军队，没有放一枪一炮，就随着帝国一起消失了。
奥斯曼土耳其的崩溃也是如此。
一战战败后，奥斯曼土耳其分裂成十几个国家，原本的奥斯曼军队也随之分裂，各个地区的部队就地转化为新国家的军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站出来挽救帝国，因为帝国本身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这些历史案例都说明同一个道理：
军队本质上是国家的产物，而不是国家的创造者。当国家的政治、民族、经济基础稳固时，军队就是国家强大的工具；当这些基础已经瓦解时，军队自身也会跟着分裂，根本不可能反过来拯救国家。
2）解体后的军队大分割
苏联解体后，15个加盟共和国就地分割了境内的苏军部队，分割的速度之快、过程之顺利，远超所有人的预料。
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军约70%的兵力、大部分核力量、主要的军工企业，成为苏联军事遗产的主要继承者。
乌克兰继承了约20%的常规力量、1300多枚核弹头、300多艘舰艇，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国家。
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也继承了部分核力量与常规部队，其余11个共和国则分别接管了境内的守备部队与边防军。
整个分割过程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大部分部队都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所在共和国的军队。
这恰恰说明，早在苏联正式解体之前，军队的认同就已经完成了本土化转变，国家解体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正式的名分而已。
很多人说“军队背叛了苏联”，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官兵只是做出了最自然的选择——当自己的国家已经独立，自己的家人、家园都在新的国家里，选择效忠新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不是背叛，而是国家解体后的必然结果。所以，文章开头提到的“军队背叛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因果倒置。
这一观点认为，军队的不作为导致了国家解体，但事实恰恰相反，是国家的先一步解体，导致了军队的不作为与最终分裂。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的根源在于苏共的领导失败、经济的崩溃、民族矛盾的激化、政治体系的失灵，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国家共同体的瓦解。军队只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可能脱离整个国家体系而单独发挥作用。
当整个国家的政治精英都在分裂、当各个共和国都在追求独立、当民众都已经不再认同联盟的时候，单凭一支军队，怎么可能逆转历史的潮流？
退一步讲，就算军队强行开枪，也只会引发全面内战，让国家死得更惨烈，而不可能让国家起死回生。
苏联解体的历史，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枪可以保卫国家，却不能创造国家。军队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坦克、飞机与核武器，而是明确的政治领导、共同的国家认同与坚实的政治合法性；当国家共同体先于军队瓦解时，再庞大的军队，也很难独自挽回一个正在失去共识的国家。
所以说，一支强大的军队，永远植根于一个统一、稳固、获得人民认同的国家之中；国家兴，则军队强；国家衰，则军队散，这就是苏联解体留给历史最沉重的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