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敦煌藏经洞，多数人只记得发现洞窟的王圆箓，记得从这里骗走大批经卷的外国探险家，却少有人知晓，早在藏经洞被发现的第三年，就有一位中国官员，一眼识破了这批经卷的千年价值，甚至早早拿出了完整的保护方案，最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宝流散海外。

这个人叫叶昌炽，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赴任甘肃学政，主管全省的文教与金石文物考订，是当时国内顶尖的金石碑帖研究学者，著有中国第一部系统石刻学专著《语石》，其《缘督庐日记》更是被列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史料价值极高。

1903年，敦煌县令汪宗瀚，给叶昌炽寄去了几份礼物：几幅敦煌莫高窟的碑拓，还有几卷从藏经洞流出的写经与绢画。叶昌炽见到这些物件，当即惊觉其非凡价值。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些写经为唐五代人手笔，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经文之外还有当时的民间文书，是前所未见的史料，就连附带的绢画佛像，也是千年古物，价值不可估量。

以叶昌炽的学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批藏在大漠洞窟里的文物，有着怎样的分量。他当即致信甘肃布政使衙门，正式提议将藏经洞所有文物，全数运到省城兰州妥善保管，避免文物流失。

可这份极具远见的提议，最终石沉大海。布政使衙门核算下来，从敦煌到兰州路途千里，这批经卷文物的运费，需要数千两白银。当时的甘肃官府财政窘迫，拿不出这笔钱，最终只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政令，让汪宗瀚对藏经洞“就地检点封存” 。

这道封存令，不过是一纸空文。汪宗瀚并未真正落实洞窟封禁，王圆箓依旧能自由出入洞窟，拿着经卷与外人换取银钱。叶昌炽虽有心护宝，却受限于学政的职权，无法直接插手敦煌当地的事务，只能在日记里一次次记下藏经洞文物流出的消息，满心焦灼，却无计可施。

1907年，斯坦因来到敦煌，从王圆箓手中骗走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与五箱绢画；次年，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挑走了其中最精华的六千余卷文书。等到伯希和带着部分经卷来到北京，震动国内学界时，藏经洞的千年瑰宝，早已大半流失海外。

1909年，清政府终于下令，将藏经洞剩余的经卷运往北京。此时距离叶昌炽提出护宝方案，已经过去了五年。而运到北京的经卷，只剩不到八千卷，不足藏经洞出土文物的三分之一。

藏经洞文物流散的过往，并非一人之过。有识之士的眼光，抵不过整个官僚体系的懈怠；一纸空文的政令，拦不住垂涎国宝的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