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二战中轰炸日本本土的行动，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 1942 年杜立特带队的东京空袭，或是 1945 年烧遍日本城市的李梅火攻。

很少有人知道，早在 1938 年，全面抗战爆发不到一年，中国空军就已经完成了首次飞临日本本土的行动，比杜立特空袭早了整整四年。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支跨洋而来的机队没有投下一枚炸弹，只撒下了百万份传单。

这段被不少人称作人道远征的历史，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甚至有不少人质疑它的实际意义。

有人说这是一次不痛不痒的作秀，也有人说这是弱国无奈的象征性举动。但如果把它放回 1938 年的历史语境，再对照后来七年里日本本土遭遇的历次空袭，我们就能读懂这次飞行背后的重量。

很多人以为，空袭日本本土的想法，是抗战爆发后被逼出来的权宜之计。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打响之前，国民政府就已经把远程打击日本本土，放进了国防作战的规划里。

1936 年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 1937 年国防作战计划中，就明确提出空军的任务不只是本土防御，还要具备远程出击、打击日本本土目标的能力。

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自主制造轰炸机的能力，所有空中装备全部依赖进口。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能投入作战的飞机只有两百架左右，其中轰炸机的数量更少，性能也参差不齐。淞沪会战打响后，中国空军虽然打出了不少亮眼的战绩，击落了多架日军飞机，但自身的损耗也异常惨重。三个月的会战打下来，作战飞机损失超过七成，大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牺牲，制空权彻底落到了日军手里。

日军的轰炸机可以肆意轰炸中国的城市和前线阵地，几乎不会遇到像样的抵抗。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内的抗战士气跌到了谷底，国际上也有不少声音认为，中国根本撑不了太久。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原本停留在纸面上的远程打击计划，被重新提上了日程。军方希望能用一次跨洋反击，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振国内的抗战信心。

纸面的规划很清晰，但落到实际装备上，却处处是难题。

当时中国空军手里的轰炸机，没有一款能完美适配跨洋空袭的需求。

首先是苏联援助的 TB-3 重型轰炸机，这款飞机是 1930 年代初的老型号，个头大，载弹量也不错，但性能已经严重落后。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两百公里出头，机动性极差，一旦被日军战斗机发现，基本就是空中活靶子，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更关键的是，当时国内一共只有 6 架 TB-3，有的在南昌机场被日军炸毁，有的飞行中出了事故，还有的因为缺乏配件受损报废，根本凑不出执行任务的完整机队。

那德国卖给中国的亨克尔 He-111 轰炸机能用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中国当时拿到的是早期的 A0 试验型号，理想状态下的最大航程约 1500 公里，听起来数字不算小，但这是空载状态下的极限数据。如果挂满炸弹，还要预留返航的油料，实际作战半径会大幅缩水。当时中国控制的最靠前的机场在宁波、衢州一带，到日本九州的直线距离就接近 900 公里。

以亨克尔 He-111 的实际作战半径，根本完不成往返飞行的任务，很可能飞到日本就没油返航了。

筛选到最后，唯一能指望的机型，只剩下美制的马丁 139WC 轰炸机。这款轰炸机是 1930 年代中期的新锐机型，是全球最早一批采用全金属机身、封闭驾驶舱和可收放起落架的轰炸机，飞行速度和航程都比同期的苏制、德制机型更有优势。

如果给飞机加装副油箱，同时减少载弹量，最大航程可以拉长到两千多公里，从理论上来说，刚好勉强够得到日本本土。

机型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麻烦又随之而来。

1938 年初，国内仅存的几架马丁 139WC 轰炸机，全部由国际第十四中队的外籍飞行员实际控制。

这些外籍飞行员是雇佣性质，拿薪水为中国空军作战，纪律性和保密性都存在很大问题。根据陈纳德的回忆录记录，当时国际中队的外籍飞行员纪律松散，常有酗酒的情况，酒后甚至会随意谈论中国空军的部署与装备细节。

轰炸日本本土是最高级别的机密任务，一旦出现泄密，不仅任务会失败，还有可能遭到日军的提前拦截。

更重要的是，如果外籍飞行员执行任务时被击落俘虏，很有可能在逼供下泄露中国空军的全部核心情报。综合考量下来，这次任务绝对不能交给外籍飞行员，必须由中方飞行员亲自执行。

曾在德国和意大利航校深造的徐焕生中尉，主动站出来接下了这项任务。

他不仅有过硬的飞行技术，还有足够的头脑来处理飞机控制权的问题。当时国际第十四中队的驻地在汉口，直接强行接管很容易引发冲突，也可能走漏消息。徐焕生便设计了一套调虎离山的方案。

他先是放出消息，称日军侦察机已经盯上汉口机场，大概率会在近期发动空袭，随后安排机场拉响空袭警报，要求所有可升空的轰炸机紧急转移疏散。

他主动提出要和外籍飞行员一起驾机飞往成都后方避险，外籍飞行员没有多想，便驾驶两架马丁轰炸机带着他飞往成都。飞机落地后，外籍飞行员按照惯例离开机场休整，徐焕生立刻安排机场卫兵封锁飞机周边，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就这样顺利拿下了两架飞机的控制权。

拿到飞机之后，航委会又从空军第八大队第 19 中队，调来以副中队长佟彦博为首的多名优秀飞行员，组成了专门的任务机组。这次执行任务的一共有八位飞行员，分别是徐焕生、佟彦博、苏光华、刘荣光、吴积冲、陈光斗、雷天春、蒋绍禹，后来他们被称作空袭日本八勇士。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机组人员在川北的机场开展了封闭式训练。

他们反复练习夜间起飞降落、长途飞行导航、编队配合，还要模拟在东海上空无参照物的情况下保持航线。

当时没有卫星导航，主要靠无线电定向和天文观测定位，夜间跨海飞行的风险极高，稍有偏差就可能迷航，要么坠入大海，要么飞到日军控制的区域。队员们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把每一个操作细节都练到形成肌肉记忆，就是为了确保这次九死一生的任务能顺利完成。

硬件方面，工作人员也对两架马丁轰炸机做了全面改装。

他们加大了飞机的油箱体积，尽可能提升载油量，还从一架荣克斯 52 运输机上拆下了机载无线电定向仪，改装到马丁轰炸机上，提升远程飞行的导航精度。为了掌握东海洋面的气候变化规律，徐焕生还专门飞到宁波前线，实地观测沿海的气象数据，拿到了第一手的气象资料。

与此同时，航委会也下令宁波、衢州两地，抓紧修复被日军轰炸毁坏的前线机场，为任务做好场地准备。

最后一个核心问题，是这次任务到底要携带什么武器。两架马丁轰炸机，每架的标准载弹量也就一吨左右，考虑到航程、气候、发动机状态等限制，实际执行任务时根本不会满载。如果带 100 公斤的炸弹，一架飞机最多挂 6 枚，两架加起来也就 12 枚。如果挂更大的 200 公斤或者 250 公斤炸弹，两架飞机加起来只能带 4 枚。

而且为了规避日本的防空火力，任务只能在夜间执行。那个年代没有精确制导武器，夜间投弹的精度极低，大概率炸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好不容易飞一趟日本，如果什么都没炸中，不仅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会沦为笑柄。

经过反复考量，最终确定了任务的定位，这不是一次军事打击行动，而是一次政治宣传行动。既然是政治行动，那就一枚炸弹都不带，全部换成反战传单。

制作传单的任务，主要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

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主持编写了传单的中文内容，然后交给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翻译成地道的日文。除了中方编写的内容，在华的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等内容。

传单的内容分为多个类别，其中《告日本国民书》核心是向日本民众说明侵华战争的真相，告诉他们战争的发起者是日本的军阀势力，最终承受痛苦的却是两国的普通百姓，呼吁日本民众反对战争，阻止军阀的野心。

《告日本士兵书》则用士兵的视角讲述战争的残酷，告诉前线的日本士兵，他们的家人在国内同样过着艰难的日子，战争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带来死亡和分离。

所有传单加起来一共有近 200 万份，刚好装满两架轰炸机的弹舱。

1938 年 5 月 19 日下午，两架经过改装的马丁轰炸机从四川起飞，转场到宁波栎社机场。这里是当时中国控制的最靠东的机场之一，距离日本九州的直线距离最近，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最佳起点。

机场的工作人员早就做好了准备，跑道清理干净，油料和最后的传单都已经就位。为了保密，整个转场和准备过程都在小范围内进行，连机场的很多普通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次任务的真实目的。

当天夜里，东海海面的天气状况良好，能见度符合飞行要求。晚上 11 点 48 分，两架轰炸机依次滑出跑道，冲入夜空。

徐焕生率领 1403 号机组在前，佟彦博率领 1404 号机组紧随其后，朝着东海的方向飞去。

起飞之后，两架飞机没有直接向东飞往日本，而是先转向南方飞行。

做出这个航线设计，是为了规避舟山群岛上的日军防空观察哨。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舟山的部分岛屿，在岛上设置了防空警戒岗，一旦发现中国飞机，就会立刻给本土发预警。

如果直接向东飞，很容易被日军提前发现，不仅任务可能失败，飞机还有被拦截的风险。

先向南飞出一段距离，再转向东北方向飞往九州，就能绕开日军的主要警戒区域，最大限度保证行动的隐蔽性。

茫茫东海之上，没有任何地面参照物，只有漫天星光和机翼下漆黑的海面。

夜间编队飞行容不得半点差错，两架飞机始终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和高度，靠着无线电和灯光信号保持联络。

三个多小时的跨海飞行里，机组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时刻盯着仪表盘和导航设备，生怕出现一点偏差。没有人知道这次任务能不能成功，也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平安回来，但所有队员都没有退缩。

5 月 20 日凌晨两点多，机组人员终于看到了海面上的陆地轮廓，日本九州岛到了。长崎是他们遇到的第一座城市，机组人员确认位置后，立刻打开弹舱，投下了第一批传单。传单像雪花一样从空中飘落，覆盖了长崎的城区。

随后，两架飞机沿着九州岛的西海岸向北飞行，先后经过福冈、佐贺、熊本等多座城市，一路飞行一路撒传单。

整个过程中，地面没有任何高射炮开火的迹象，也没有日军战斗机升空拦截。日本本土的防空系统完全没有进入战备状态，甚至连空袭警报都没有拉响。

根据后来日方的史料记录，当时有不少民众看到了空中的飞机，也捡到了地上的传单，但多数人都以为是日本自家的飞机在训练，根本没往外国空袭的方向想。

从航委会主任钱大钧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两架飞机在日本境内飞行了一个多小时，沿途所有城市都没有出现防空反击，任务执行得异常顺利。

凌晨四点多，两架飞机撒完了所有传单，开始掉头返航。此时飞机的油量已经消耗了近一半，必须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速度，才能保证顺利飞回国内。

返航的路程同样充满挑战，凌晨的东海海面开始起雾，能见度下降，机组人员只能靠着无线电定向仪和罗盘保持航线。

早上 7 点 12 分，机组终于看到了浙江的海岸线，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8 点 45 分，两架飞机顺利降落在南昌机场，补充油料和短暂休整后，再次起飞前往汉口。中午 11 点，两架飞机平安降落在汉口机场，整个任务圆满完成，全程历时超过 11 个小时，没有出现任何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

机场上早就挤满了迎接的人群，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高官都亲自到场，迎接凯旋的八位飞行员。

在随后的欢迎仪式上，孔祥熙发表了讲话，称这次行动开创了中国空军的历史新纪录，是中国空军的荣耀。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这个消息，原本低迷的抗战士气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很多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庆祝，大家都没想到，在战场节节败退的时刻，中国空军居然能飞到日本本土去，给侵略者一个警告。

5 月 22 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王明、吴玉章、罗炳辉等人，专门来到空军政治部慰问机组人员，还送上了一面写有德威并用，智勇双全的锦旗。

这次行动不分党派，是全民族抗战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得到了全国各界的一致认可。

和国内的热烈反响不同，日本国内对这次事件的第一反应是轻蔑和不屑。

根据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小谷联央的研究，他整理了当时日本的官方档案、报纸报道和地方记录，还原了日本社会当时的真实反应。

首先是军方的反应，日本防空部门确实发现了有飞机入境，但一开始误以为是自家的飞机，后来确认是中国飞机后，也没有下达拦截命令，甚至没有拉响空袭警报。在日本军方看来，区区两架中国轰炸机根本造不成任何威胁，不值得大动干戈。

日本的媒体更是把这次行动当成笑话来看。

1938 年 5 月 21 日，《东京朝日新闻》刊登了相关报道，称当时日本民众都在为徐州会战的胜利狂欢，对这种儿戏一样的扰乱行为根本不屑一顾，完全没有影响社会秩序。第二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多篇评论，标题都带着荒谬、无用之类的词汇，嘲讽中国只能靠撒传单撑场面，连炸弹都不敢带。

《九州日日新闻》还发行了号外，把这次事件描述成可疑飞机的闹剧，言语间全是轻蔑。

就连负责监控民众思想的特高课，还有各地的检察部门，在后续的监控记录里都提到，这次传单事件没有对普通民众的思想和情绪造成明显影响。

长崎控诉院的检察官高桥闵雄，在内部会议中明确表示，本辖区内普通民众的思想和情绪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波动。

多数人看完传单就随手扔掉了，根本没当回事。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看来，这次跨洋空袭，更像是一场不自量力的表演。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这次行动确实没什么实际效果，就是一次象征性的作秀。日本民众没被唤醒，日本军方也没受到震慑，好像除了提振一下国内士气，没有别的作用。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看看接下来七年里日本本土遭遇的空袭，再对比日本民众前后的态度变化，我们就能读懂这次行动的深层意义。

四年后的 1942 年 4 月 18 日，美国空军的杜立特中校率领 16 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六座城市。

和中国空军不同，美军投下的是实打实的高爆弹和燃烧弹，专门瞄准了城市里的工厂、军事设施和居民区。为了表达对珍珠港事件的报复，美军还特意在几枚炸弹上，挂上了日本政府此前赠送的纪念勋章。

这次空袭造成的直接损失不算大，只有约 50 人死亡，两百多人受伤，九十多栋建筑受损。但这次行动给日本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本土一直被宣传成绝对安全的圣地，民众都相信美军根本打不到日本本土。杜立特空袭直接打碎了这个神话，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恐慌。

日本军方更是恼羞成怒，他们认为本土遭到空袭是奇耻大辱，必须立刻扩大防御圈，把美军的力量推得更远。

正是因为这次空袭，日本海军加快了中途岛海战的作战计划，想要一举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占领中途岛，把防线推进到太平洋中部。但仓促推进的计划漏洞百出，加上情报泄露、指挥失误。

1942 年 6 月的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损失了四艘主力航母，三百多架舰载机，还有大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这场战役之后，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彻底转移到了美国手中，日本海军从此由盛转衰，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谁也没想到，一次看似象征性的空袭，居然成了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时间又过了三年，到 1945 年，美国已经完全掌握了太平洋上的制空权，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负责指挥轰炸行动的柯蒂斯李梅将军，改变了之前的高空精确轰炸战术，改用夜间低空投掷燃烧弹的方式，专门打击日本的城市居民区和工业设施。

1945 年 3 月 9 日夜间，334 架 B-29 轰炸机飞临东京上空，投下了超过两千吨燃烧弹。

整个东京瞬间变成一片火海，高温让河水都沸腾了起来，木质结构的房屋成片烧毁。这场轰炸造成近十万人死亡，数十万栋建筑被彻底烧毁，上百万人无家可归。东京之后，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几十座日本城市都遭到了同样的燃烧弹轰炸，日本的城市工业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

更有意思的是，在大规模轰炸之前，李梅将军特意下令，让轰炸机先飞到目标城市上空，撒下警告传单，告诉市民接下来要轰炸的城市，让他们提前疏散。

这个做法一方面是出于人道考虑，减少平民伤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击日本民众的士气，制造恐慌。

这一次，日本民众再也没有了七年前的轻蔑和淡定。他们看到传单之后，立刻收拾行李逃往农村。

仅仅东京一地，就有上百万人逃离城市，农村地区挤满了逃难的市民。城市里的工厂工人出勤率暴跌，不到之前的一半，很多工厂因为没人上班直接停工，日本的战争潜力被进一步削弱。同样是撒在日本上空的传单，1938 年没人当回事，1945 年却成了所有人都害怕的死亡预告。

为什么同样是传单，差距会这么大。答案从来不在传单本身，而在传单背后的实力。1938 年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空军只有寥寥几架能用的轰炸机，连自保都费劲，飞到日本本土已经是极限，根本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的破坏。

所以日本看到传单，只会觉得是弱者的呐喊，不值得在意。而 1945 年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有上万架轰炸机，有能力把日本的城市一座一座炸平。这时候的传单，不是请求，是通知，是接下来就要降下天火的预警，所以没人敢不重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1938 年的中国空军选择带传单而不是炸弹。不是不想带，是当时的条件下，带炸弹的收益太低了。两架轰炸机，总共只能带几吨炸弹，夜间投弹精度极差，大概率炸不到什么重要目标，不仅起不到打击作用，反而会给日本留下口实，渲染中国军队伤害平民，反而不利于国际舆论。

换成传单就不一样了，既能把反抗的声音送到日本本土，打破本土不可侵犯的神话，又能站在道义的高地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从政治和宣传的角度看，这次行动的收益，远比带几吨炸弹要大得多。

很长时间里，这次人道远征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人拿它和杜立特空袭对比，觉得它不够震撼，没有取得实际战果。

但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去评价一件事。1938 年的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

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南京大屠杀的阴影还没散去，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觉得中国撑不了多久。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中国空军依然敢派出两架轰炸机，跨越茫茫东海，飞到侵略者的家门口，告诉他们，中国永远不会投降。

这种勇气本身，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它给了绝望中的中国民众一针强心剂，让大家知道，我们不仅能防守，还能反击，还能把战火烧到侵略者的本土。它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抗战的决心是坚定的，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会坚持到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次行动开创了二战中同盟国空袭日本本土的先河。

比美国的杜立特空袭早了四年，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第一次有国家的空军飞临日本本土执行任务。从这个角度说，它的历史地位，一点都不比杜立特空袭低。

至于为什么这段历史没有像杜立特空袭那样，被反复改编成电影，被更多人知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这次行动没有激烈的空战，没有爆炸的场面，整体更偏向一次政治宣传行动，戏剧冲突相对较弱，改编成影视作品的难度更大。

另一方面，后来的解放战争，还有建国后的各种历史因素，导致很多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史料，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和普及，很多人对这段历史不熟悉。

但近些年，随着对抗战历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这次人道远征，记住徐焕生、佟彦博这些飞行员的名字。他们的勇气，值得被所有人记住。

八十多年过去，东海的风浪依旧，当年的飞机早就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越来越少。但那次跨越山海的飞行，留给我们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

有人说，没有炸弹的空袭算不上真正的反击。也有人说，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勇气和道义的力量同样重要。

直到今天，再看这两张相隔七年的传单，我们依然能读出弱国的坚守与强国的分量。而这段被遗忘的历史，该以怎样的方式被更多人看见，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想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