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志愿军司令杨勇刚刚回国，一位老部下就打来电话，说：“老首长，因为我生活作风问题，如今还没有工作。”杨司令思虑再三，还是给总干部部打去电话，讲：“他已经挨了处分了，请给他安排一份工作吧。”
 
 
1958年深秋，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刚从朝鲜撤回国内，家里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又急又慌：“老首长，因为我生活作风问题，如今还没有工作。您能不能帮帮我？”
 
 
打电话的人叫尹先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的首任军长。
 
 
一个打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又在朝鲜战场上厮杀数年的王牌军军长，怎么回国后连份差事都找不到？
 
 
尹先炳是湖北汉川人，15岁参加红军，从战士一路拼到军长。
 
 
抗日战争时他在黑水河跟日军士官训练队打过硬仗，也是那时候认识了老上级杨勇。
 
 
解放战争后期，杨勇把自己亲手打造的第十六军交给他统领。
 
 
抗美援朝打响，十六军作为全军少有的合成军开赴朝鲜，坦克、火炮一应俱全，被战友称为“土豪军”。
 
 
尹先炳憋着劲要打几场漂亮仗，跟美军第三师对上的时候，炮弹打得格外猛，把对方炸得魂飞魄散。
 
 
可就在停战前后，他栽了一个大跟头。
 
 
在朝鲜驻防期间，尹先炳迷上了跳舞，跟手下一名朝鲜籍女战士产生了感情纠葛。
 
 
他在国内本来就有老婆孩子，这事不仅闹得家庭破裂，更严重违反了军纪。
 
 
事情传到北京，毛主席大为光火。
 
 
1955年全军授衔时，按他的资历功劳起码是个中将，结果只给了个大校军衔，成了全军七十多名首任军长里唯一没当上将军的人。
 
 
第二年，他又被开除了党籍。
 
 
丢了党籍之后，尹先炳的处境越发艰难。没有作战单位肯接收他，嫌他“污点”太大。
 
 
他领着工资却没有单位安排具体岗位，想上班都没地方去。
 
 
到了1958年，实在撑不下去了，这才厚着脸皮给刚刚回国的老上级杨勇打了那个求助电话。
 
 
杨勇听了这话心里不是个滋味。
 
 
那些年手把手带出来的兵，在战场上流血卖命的时候从来不含糊，如今因为一时失足弄得连班都上不了。
 
 
杨勇左思右想琢磨了好几天，到底该不该管这件事。
 
 
他也清楚，扯上这种名声的事，自己插手不合适，搞不好还要被捎带着批评。
 
 
但战场上共过生死的战友情压倒了大道理。
 
 
杨勇拿定主意后，给总干部部的罗荣桓那边去了趟电话，没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把尹先炳眼下的窘境讲了一遍。
 
 
罗荣桓当时还在，资历深厚，听了杨勇的话，没有轻易表态，但也记在了心上。
 
 
没过多久，尹先炳被安排到政治学院担任院务部副部长。
 
 
尽管级别比在十六军的时候低了不少，但这好歹是一份能让一家老小继续活着的差事。
 
 
尹先炳自己心里明镜似的，没有杨勇顶着压力帮他说这一句，没人敢把他揽进来。
 
 
此后，他对杨勇的感情深处掺着感激，平时但凡需要表态出力的时候从没含糊过。
 
 
1983年1月，杨勇因为身体不行住进了301医院，眼看着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惦记着手底下的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尹先炳。
 
 
组织上本来已经准备让尹先炳出来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杨勇病床前把尹先炳叫过来，想亲自嘱咐两句。
 
 
杨勇反复提醒他，以前的教训可别再忘了，调整工作岗位之后，决不能再在那个方面跌跟头。
 
 
谁知道尹先炳听到这番话，心里憋了多年的委屈一下子顶了上来。
 
 
他就站在病床前，直接当面顶撞起来：“我是傻子嘛，还敢犯？一个错误伤了我快30年了，还不深嘛，你又提起来了，往伤口上撒盐！”
 
 
杨勇被他这么顶了一句，也不恼，瞪了他一眼让他坐下来继续听，训他说这臭脾气还是没改。
 
 
尹先炳这才又坐下，向老首长保证不会再出问题，自己早就知道错了。
 
 
然而就在1月6日那天，杨勇和另一位老战友徐立清同一天离世。
 
 
尹先炳接到噩耗，手里的烟掉在地上，整个人当场崩溃。当天夜里，他因悲伤过度突发脑溢血，也住进了301医院。
 
 
抢救了一个多月，2月10日，尹先炳也跟着老首长走了，享年68岁。
 
 
战场上打出来的交情，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告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