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4日傍晚，武昌解放路“财喜”酒店门口，天刚擦黑，三个戴着面罩的男人拎着五连发猎枪冲了进去，大厅里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枪就响了——第一枪打在吴万国的头上，第二枪补在腰上，第三枪又回到头部，吴万国当场死在餐桌旁。
三名枪手转身就跑，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前后不到一分钟，留下面目全非的现场和一屋子魂飞魄散的食客。

这起血案的幕后主使名叫沈继忠，1964年3月16日出生，武昌白沙洲本地人，1986年因抢劫、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按照刑期，他本该老老实实蹲到2000年前后，但现实是，1990年他就办了保外就医，大摇大摆走出了监狱大门。
回到白沙洲之后，他开始网罗劳改释放人员、负案在逃人员，像滚雪球一样把这个“队伍”滚到了六十余人。这帮人骨子里都是一路人：身背前科，没有正经饭碗，信奉刀和枪。沈继忠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就给沈继忠卖命。
黑社会这个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利益交换体：你替我砍人，我替你兜底；你忠诚我，我养你。这种关系比合同管用，因为绑在一起的不只是钱，还有一起犯过的罪。沈继忠深谙此道，他给自己的组织立了各种“纪律”和“制度”，分工明确，层级严密，他在最顶端，像经营一家公司一样经营这个黑帮。

沈继忠的赚钱逻辑很直接：垄断一切能垄断的东西。他在白沙洲开设了当时武汉地区规模最大的地下赌博公司，那是团伙最主要的财源，同时插手工地工程、垄断蔬菜行和肉食批发业。
黑恶势力发家的密码，有一条，就是暴力控制市场流通环节。沈继忠玩的都是这一手，比其他黑老大更黑的是，他还非常会扮“好人”。
沈继忠给学校捐过钱，扶过贫困，帮过下岗职工。他的赌博公司一旦被公安机关发现，参赌人员跑到老百姓家躲藏，第二天他一定派人送去一百到两百块钱，叫“惊扰费”。
这招太阴了。一百块钱在九十年代末不算多，但足够让一些胆小怕事的普通人闭上嘴，甚至在面对警方调查时说一句“他们对我挺好的”。
这就是沈继忠的高明之处——他知道暴力能让人怕，但“善行”能让人不恨。怕而不恨，你就不会举报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很多黑恶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补偿心理：用伪善来中和内心的暴戾，用“行善”来洗白自己的罪孽感。

但在伪善的面具下，沈继忠其实是十足的恶魔。
“财喜”酒店枪杀案是沈继忠团伙的典型案例，但绝不是最残忍的一件。
1999年6月6日，沈继忠手下有个叫邱劲松的人，此前因为“包谷生意”跟一个叫李应新的人结了仇。沈继忠得知后，电话通知邱劲松带人去办事。他们把李应新劫持到白沙洲一间民房内，封住嘴、捆住手脚。
天黑之后，邱劲松用铁丝刺穿了李应新的双眼，再用刀将右眼挖出，随后用五连发猎枪朝他的双腿踝关节和左手手掌连开数枪，最后像扔垃圾一样把他丢在加油站附近。
这种暴行已经不是简单的黑帮火拼了，它传递出一种极为危险的信号：沈继忠犯罪团伙对肉体痛苦有着近乎表演性的追求。铁丝刺眼、挖出眼球、瞄准关节开枪，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彰显一个信息——得罪我，不是死那么简单，是让你生不如死。

除了寻仇，沈继忠团伙在为争夺利益时的阵仗更是肆无忌惮。2000年5月16日，为了抢白沙洲水厂二期工程，宋建新等十余人受沈继忠指使，光天化日之下持猎枪和另一伙黑帮当街火拼，一死六伤。这不是什么月黑风高的暗杀，是在太阳底下，在老百姓的眼皮子跟前干的。这说明他们已经不再忌惮任何东西了，包括公安、包括路人、包括公众舆论。
还有更令人发指的，2001年1月21日深夜，长航公安局民警在武昌抓赌，沈继忠的手下郭学辉竟敢带着十余人围上去殴打民警，公然抢走了一支“六四”式手枪。事后沈继忠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奖励”了郭学辉。
沈继忠的猖狂，史上罕见，但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1年全国“严打”战役打响后，武汉市公安局将沈继忠团伙案列为“江南一号”案。这个名号的份量，武汉人都懂——在同一时期，武汉长江两岸还盘踞着“江北一号”石会强团伙、“汉阳一号”李时林团伙。武汉三镇，一镇一个“一号”，黑帮势力已经猖獗到了需要警方用战役式行动来清剿的程度。
专案组调集了一百多名刑警、防暴警，从4月11日开始展开大规模缉捕，5月21日深夜，头号目标沈继忠在武昌东亭小区一处民宅中被侦查人员生擒。
2002年1月9日，“江南一号”涉黑案在武汉开庭。
有记者在法庭外写下了当时人们对这群人的统一称呼——江南恶人。
2002年7月2日，武汉召开公判大会，“江南一号案”沈继忠等五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回看沈继忠的犯罪史，有个细节令人深思：他是1986年被判了14年的犯人，1990年竟保外就医，1998年就成了黑老大，然后一直嚣张到2001年才被摧毁。
它警示我们：扫黑除恶，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彻底铲除真正让黑恶势力生生不息的黑色根系，关键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