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南海圣人康有为不仅四处留情，还到处招摇撞骗。20年代，康有为因盗窃西安卧龙寺御赐藏经，被驱逐出陕，临走前还狠狠坑了刘镇华一把。
表面看，是一批古经从寺院里被搬动，引来僧众和地方人士阻拦；往深处看，是一个靠旧名望吃饭的人，在乱世里把“体面”和“规矩”混在了一起，最后闹到报纸声讨、主人难堪、自己匆匆离陕。1923年前后，康有为已经不是戊戌变法时那个站在风口上的人物。
1913年回到国内后，他仍然以“南海先生”自居，写字、讲学、会客、游览，处处要排场。可民国社会变了，读书人不再一味仰望旧式名流，青年学生更不愿听他反复讲孔教、尊王那一套。

吴佩孚就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康有为曾去洛阳给吴佩孚祝寿，还写下颇有气势的贺联，把吴捧得很高。
吴佩孚爱名士，也愿意给面子，便把康有为介绍给陕西的刘镇华。刘镇华当时掌握陕西军政大权，附庸风雅，乐得借康有为的名气装点门面。
康有为到了陕西，待遇确实不低。刘镇华派人迎接，沿途招待，游寺访古，讲学会客，场面做得足。
可这种热闹并不等于人心服气。有些地方听众并不买账，康有为的讲演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受欢迎。
旧名望还能开路，却已经很难真正压住新社会的眼光。转折出现在西安卧龙寺。
1923年11月29日前后，康有为到寺中观看藏经，发现了寺里保存的一批珍贵佛典，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碛砂藏》。这部经藏源头可追到宋元时期，卷帙众多，版本稀少，不是普通寺院经卷，更不是谁看中了就能带走的玩物。
康有为懂版本，也懂古籍价格。他一见经书破旧，便抓住“保护古籍”这个理由，说寺院保管条件差，经卷再放下去会坏掉，自己可以代为修补、整理，甚至以别的藏书作抵押。
话听起来像是在护经，可真正的问题是，寺中珍藏能不能由一个外来名士私下搬走？寺僧不是完全没有警惕。
面对这样一批祖上传下来的古经，他们不敢随便点头。后来双方据说还立下字据，说明借出、抵押、归还等条件。
可字据并不能消除疑虑，因为康有为身后站着刘镇华的势力，寺院一边是名流，一边是军政人物，处境本来就不对等。更让人起疑的是装运过程。
康有为一方调人调车，到卧龙寺搬经，动静很大。若只是查看、修补、借取少量经卷，本不该搞出如此阵仗。
僧众和围观者很快看出不对，事情从寺院内部纠纷，变成西安城里文化界都关注的大事。消息传开后，地方报纸先动了起来。
《新秦日报》等报刊抓住此事发声，外地舆论也跟进批评。有人把康有为称作“盗经之圣人”，有人讥讽他晚节不保。
这样的词虽然尖刻，却说明当时许多人已经不把他看成单纯的学者，而是看成借声望夺取古物的人。刘镇华这时最尴尬。
康有为是他请来的贵客，如果强行护着，陕西士绅、僧众、读书人都不答应；若立刻翻脸，又显得自己识人不明。最后只能走折中路子：让经书归还寺中，同时暗示康有为离开陕西，把这场风波压下去。
康有为并没有痛快认错，他后来仍以“保护古籍”来自辩，说自己是怕经书虫蛀朽坏，才想另行保存，还提出过以其他佛经或藏书交换的说法。可这番解释没有真正解开疑问，古籍保护不是私人一句好心就能成立，寺院财物也不能因为某个人有名气就改变归属。
梁漱溟等人后来谈到此事时，也能看出当年舆论对康有为的不满。至于黄远庸这个名字，相关说法流传很广，但时间上需要谨慎对待：黄远庸即黄远生，早在1915年已遇害，不可能在1923年亲自参与西安现场事务。
更稳妥地说，是围绕寺僧维权、求法律办法的回忆，被后人和康有为“盗经”风波放在一起叙述，才形成了复杂说法。经书最终没有被康有为带走，这一点很关键。
后来《碛砂藏》得到更严肃的保管和整理，西安卧龙寺、开元寺旧藏也逐渐进入图书馆和学术机构的视野。可这并不能替他开脱。
真正伤人的地方在于，他把名士身份当成通行证，把“我懂古籍”当成越过规矩的理由。临走前，他又向刘镇华索要衣物、骡马、箱笼等物资，传闻清单拉得很长。
刘镇华本想借他装点陕西门面，结果经书风波没压住，还要替他收拾残局，算是被狠狠拖下了水。历史人物最怕只剩招牌，招牌一旦离开德行支撑，就会变成笑柄。保护古籍靠的不是谁嗓门大、名头响，而是清楚的权属、公开的程序和对地方记忆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