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考了九次乡试，从二十一岁考到六十一岁，次次落榜。

这人叫蒲松龄。

他写出了一本书，让三品大员主动开价一千两银子要买他的署名权——那可是一个五口之家近五十年的生活费。

他没卖。

这个在科举路上输了一辈子的老头，究竟赢在了哪里？

1640年，蒲松龄出生在山东淄川一户没落的商人家庭。

他爹蒲槃读书出身，考科举没考上，转行经商，好歹挣了点家底。但兵荒马乱的年代，家道又慢慢衰落下去。兄弟几个一分家，蒲松龄分到几间破屋和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

但他打小就是读书的料。

19岁那年，蒲松龄参加县、府、道三级考试，三级全拿第一，直接被山东学政施闰章点名夸奖，在同学里出了名。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小子将来必成大器。

偏偏，这就是他科举路上的最高光时刻。

乡试，是科举里最难的一关。康熙朝每次乡试，全国录取约一千名举人，山东只分到五十个名额，妥妥的百里挑一。蒲松龄要养家糊口，常年在外奔波，没法像那些有钱的读书人一样专心备考。

于是，一次、两次、三次……他就这么考下去，考下去，考下去。

与此同时，他还养成了一个别人看来没什么用的习惯——收集鬼故事。

路边遇到陌生人，他会拉着人家聊；朋友来信，他叮嘱多写点奇闻异事。他自己在"聊斋自志"里坦白：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就是个爱听鬼故事的怪人。

康熙九年，三十一岁的蒲松龄已经考了好几次，家里快揭不开锅了。

这时候同乡孙蕙在江苏宝应当知县，邀他南下帮忙处理文书和词讼，管吃管住，收入比教书强多了。

蒲松龄去了。在宝应和高邮待了一年多，他亲眼看到水灾刚过，田地都是泥，老百姓流离失所，但官府催粮的公文一份没少。他替孙蕙代拟文书，心里一阵阵发堵，自己写下"催科之苦甚于水火"。

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也见够了。

一年后，他说了句告辞，拍屁股走人，回山东老家去了。

这次南游，后来直接化作《聊斋志异》里那些刺贪刺虐的故事。郭沫若后来评价这本书，用了八个字：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回到淄川之后，蒲松龄做了一件很骚操作的事。

他在家门口的柳泉边摆了个茶摊，过路的人只要肯停下来讲一段奇闻异事，就能免费喝茶。

来的人各色各样，有走江湖的郎中，有赶路的商贩，有半夜听到怪声的农夫。蒲松龄就这么坐着听，听完回家就提笔写。

他每成一篇，就寄给好友、当时的文坛大V王士祯指正。王士祯读完拍案叫绝，给他写了首诗：姑妄言之姑听矣，豆棚瓜架雨如丝。为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王士祯后来出价五百两黄金想买这部手稿的所有权，蒲松龄没卖。

康熙十八年，三十九岁的蒲松龄进了淄川西铺村毕际有家，做塾师。

他就这么教下去，一教三十年，教完了毕家整整一代孙子。

这份工作，他自己是什么感受？他写过一首打油诗：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翻译过来就是：这活儿说好听是自由，说难听是待在别人家的笼子里混饭吃。

但他没走。因为毕家有藏书，有花园，有安静写作的地方。他在这三十年里把《聊斋志异》一次次增补，写到六十八岁还在加新故事。

就在康熙三十二年，他在毕家教书的第十几年，朝廷三品大员喻成龙把他请到官署，拍出一千两银子——那是他教一辈子书都赚不到的钱——要买《聊斋志异》的署名权。

蒲松龄想都没想，拒了。

康熙四十八年，七十一岁的蒲松龄终于辞馆回家。

那一年，他靠着攒了几十年的积蓄，在老家买了五十亩地，雇了仆人和婢女，儿子们也都找到了坐馆的差事，日子第一次像个样子。

七十二岁，他得到了一个"岁贡生"的资格——一个捐出来的虚名，连正经功名都算不上。这是他科举这辈子拿到的最高头衔。

1715年，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临窗危坐而卒。

他没等到《聊斋志异》刊印的那一天。他活着的时候，这本书只在朋友圈里手抄传阅，连出版费都没有。

但他死后，这本书风行天下。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十余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传播。王士祯那首诗里的"鬼唱诗"，成了真正唱给全人类听的歌。

他的儿子在祭文里说，父亲写这本书，是"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

就是憋着一口气，没地方出，只好写鬼故事。

这口气，他憋了四十年。

蒲松龄考了九次举人，一次没中，输得彻彻底底。

但他写了四百九十多个鬼故事，每一个都是他对这个世界没说出口的话。

科举给了他一辈子的挫败，他还给世界一部三百年后还在被翻拍的名著。

这笔账，谁亏谁赚，一目了然。

熬不住的时候，想想这个老头，再熬一熬。

【主要信源】
1. 《蒲松龄》词条，维基百科中文版，综合多方学术文献
2. 马瑞芳（山东大学教授），《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专访，山东大学官方媒体，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