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过去八十年的官方文件变化，能清晰看出这个国家一步步减少汉字使用的过程，这种变化不只是文字样式的调整，背后是长期的国家层面文化调整。

从 1948 年到 2024 年，韩国公文里的汉字占比持续降低，书写格式和签名方式也跟着改变，最终实现官方文书完全使用韩文，这个过程连续且方向明确。

1948 年李承晚时期的戒严令，通篇是毛笔楷书汉字，采用传统竖排格式，官员签名全部用汉字，中国人基本能直接读懂内容。

1961 年朴正熙时期的决议文件，书写工具换成钢笔，排版还是竖排楷书，官员签名仍以汉字为主，部分保留传统花押形式。

1980 年的戒严令里，汉字已经被韩文大量替换，排版改成横排，只有少数签名还在使用汉字。2024 年尹锡悦发布的戒严令，全文都是打印韩文，签名也用韩文，汉字在官方文件里彻底消失。

韩国的这种做法不是孤立现象，越南也有类似的文化调整过程。近代之前，两国都长期处在中华文化圈范围内，文字、历史叙事、政治制度都和中华文明联系紧密。

进入近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加上殖民统治和冷战格局的影响，两国都开始主动梳理自身文化脉络，减少和中华文明的关联，以此强化自身民族身份认同。

调整始祖神话和文字体系是两国常用的方式。古代朝鲜和越南的上层族群，曾将自身始祖和黄帝、炎帝关联，以此巩固统治合理性。

后来韩国推崇檀君神话，越南强化雄王传说，重新构建自身民族起源叙事。文字方面，朝鲜半岛的谚文和越南的字喃，最初只是民间辅助文字，地位较低，近代后被逐步提升为官方文字，慢慢取代汉字的正式地位。

殖民统治和冷战对峙，加快了两国文化调整的速度。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期间，推行日语教育，同时削弱汉字影响，为后续韩国去汉字化打下基础。越南在法国殖民时期，拉丁化文字开始推广，逐步替代传统文字体系。

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和越南出现南北分裂，各方政权为争夺民族正统性，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叙事，韩国全面推行韩文专用，越南彻底普及拉丁化文字，汉字在两国公共领域的使用基本消失。

这种文化调整，本质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选择。民族主义需要明确自身和他者的边界，韩国和越南历史上和中华文明联系过深，只能通过切割部分文化关联，来确立自身文化独立性。

过程中出现的部分极端历史表述，有其时代背景下的特殊原因，不能简单片面评判。

如今韩国和越南的文字体系已经定型，汉字在两国日常公共领域的使用极少，但历史典籍、传统文化领域仍能看到汉字的影响。

韩国部分历史研究和传统仪式中，还会涉及汉字相关内容，越南的部分古迹和传统文献里，也保留着汉字痕迹。未来汉字文化圈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在东亚文化格局中的角色，仍会是长期值得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