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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0日,广西梧州,一代"暗杀大王"王亚樵身中五枪三刀,脸皮被剥,

1936年10月20日,广西梧州,一代"暗杀大王"王亚樵身中五枪三刀,脸皮被剥,惨死在戴笠派来的特务刀下。
消息传到上海,郑抱真正在法租界一间阁楼里擦拭手枪,他忽然停下手,对着那把枪发了很久的呆。
这把枪跟着他闯过南京中央饭店的刺杀现场,跟着他布置过庐山刺蒋的狙击点,跟着他策划了虹口公园那颗炸死白川义则大将的炸弹。如今,枪还在,发号施令的人却成了一具无脸尸。
郑抱真把枪收进抽屉,没有眼泪,只是低声对妻子说了一句:"王九爷走了,我们得另找一条路。"这一年,他39岁,头上悬着蒋介石开出的五十万大洋赏格,是上海滩仅次于王亚樵的通缉要犯。

郑抱真生于1897年,安徽寿县吴山庙一个普通农家,兄弟三人,他排行最末,乡人唤他"郑三爷"。寿县地处淮河中游,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草莽英雄出没的江湖。郑抱真幼时家贫,却练得一副刚强骨,1924年随兄长郑绍成到上海谋生,经大哥引荐,投入了王亚樵麾下。
那时的王亚樵刚从"安徽旅沪同乡会"的劳工运动中崛起,一百把斧头闯出"斧头帮"的名号,郑抱真加入时,这个组织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帮会性质,成为一支以暗杀为手段、以"拥孙、反蒋、抗日"为纲领的地下武装。
郑抱真在"四大金刚"中负责内外联络、行动谋划及武器配备,他奔走于南京、北平、广州、香港之间,把一颗颗炸弹、一封封密信、一次次刺杀指令,织成一张隐秘而致命的网。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协同王亚樵将两千多人的劳工武装改编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救国义勇军,与日军巷战于上海街头;同年4月29日,虹口公园日本天长节祝捷大会上,那颗由朝鲜义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炸断了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而炸弹的筹措、会场的侦察、撤退路线的安排,背后都有郑抱真缜密的影子。

但是,暗杀终究是一条歧路。
王亚樵一生信奉"以杀止杀",孙中山曾批驳他:"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这话王亚樵没有听进去,但郑抱真在后来的岁月里,似乎慢慢悟出了其中的分量。
1935年11月1日,郑抱真策划了记者孙凤鸣的刺杀行动,三枪击中汪精卫,虽未毙命,却震动了整个国民政府。蒋介石由此对王亚樵集团恨之入骨,戴笠的追捕网越收越紧。
1936年3月,郑抱真随王亚樵、余亚农避走广西梧州,试图说服桂系出兵反蒋,同时也暗中与中共方面联络,谋求北上延安。
他们住在梧州李济深安排的一间民房里,日子拮据,却满怀希望。谁料戴笠买通了王亚樵的旧部余立奎之妻,以重金诱杀,王亚樵惨死,郑抱真冒着生命危险,与余亚农一起为这位亦师亦友的"九爷"收殓遗体。
那一刻,他亲眼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王亚樵死后,铁血锄奸团星散。华克之北上延安,后来成为潘汉年情报系统的骨干;余立奎在香港被捕,判处死刑,因抗战爆发才侥幸未死;余亚农与郑抱真同返安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郑抱真回到寿县老家,凭借"郑三爷"的旧日名号,一呼百应,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抗日队伍,自任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司令。
这支队伍没有正规军的番号,没有政府的粮饷,靠的是郑抱真在江湖上积攒的信誉和乡亲们保家卫国的热血。他们在淮河流域打游击,昼伏夜出,专袭日军运输线和伪军据点。
1938年10月,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进驻安徽,对这支民间武装既想利用又心存猜忌,最终决定改编解散。郑抱真面临抉择:接受改编,意味着队伍被吞并,个人或许能得个一官半职;拒绝改编,则可能被扣上"游杂部队"的帽子加以剿灭。
就在此时,中共地下党向他伸出了手。郑抱真率部毅然加入新四军第四支队,后升任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
这一步,是他人生最关键的转折——从江湖豪杰到革命军人,从个人义气的"荆轲"到组织纪律的指挥员。

抗战八年,郑抱真在淮南大地浴血奋战。他的队伍熟悉地形,擅长夜战,与罗炳辉、张云逸的部队配合,越过津浦路开辟敌后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他出任苏皖边区副参议长,在解放战争中继续为华东战场筹粮筹款、动员支前。1949年1月21日,华东野战军先遣队兵临合肥城下,国民党守军弃城而逃。
2月1日,合肥由县改市,郑抱真出任第一任市长。

建国之初的合肥,百业凋敝,洪涝频仍,土匪特务尚未肃清,工商业者心存观望。郑抱真没有坐衙门,而是带着几个干部,穿着粗布衣裳,走街串巷,访贫问苦,用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细致,摸清城市的脉络。
他整顿治安、平抑物价、抢修水利、恢复生产,硬是在一片废墟上把合肥的各项工作拉入了正轨。后来,他又调任皖北行署副主任,为安徽全省的政权建设继续奔波。
长年累月的过度操劳,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
1954年12月12日,郑抱真病逝于上海,享年57岁。
郑抱真去世时,距离他跟随王亚樵闯荡上海,正好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国从军阀混战走到全民抗战,从国共分裂走到新中国成立,个人的命运如飘蓬转徙,最终锚定在家国大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