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上将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众特务的面，一枪打死了副站长："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这一枪打出去之前，钱大钧在武汉的日子，说起来正是他这辈子最风光的一段。

1938年2月，航空委员会改组，他接任主任，一摊子别人不愿接的烂摊子——全部可用飞机不足三十六架，飞行员命比金子贵，每打一仗就要少一批人。就是这块烂地，他硬是种出了庄稼。

4月29日，日本天皇裕仁生日当天，日军出动四十余架飞机来武汉"庆贺"，因被情报提前侦知，中苏六十四架飞机埋伏迎击，激战半小时，击落日机二十一架，飞行员陈怀民驾机撞敌，壮烈殉国。

钱大钧亲赴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主祭追悼大会，礼堂横幅"义薄云天"，周恩来等敬献花圈，四字道尽了那一代飞行员的血性。

5月19日，他又策划了一件更出人意料的事——两架轰炸机从汉口起飞，辗转丽水加油，跨海奔赴日本九州岛，在长崎、福冈等地空投二十万张日文反战传单，安然返航。

飞行员起飞前，钱大钧亲自对队员说："此次任务完全自愿，谁有顾虑的，现在退出不算怯懦。"无一人退出。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正被人在背后一封一封地往重庆递刀子。

军统湖北站副站长杨若琛，是有备而来的。最初那几份密电，说的是"战机绕城盘旋，浪费燃油，贻误时机"——这一条与战果相比说服力有限，重庆没怎么搭理。

杨若琛换了角度，开始在"调度失误""指挥混乱"上做文章，一封接一封，押着黑状往重庆发。仍是没压倒。

最后一招，也是最狠的一招。密电里出现了"已查实故意误导飞行轨迹，干扰中央军事部署"——性质从工作失误，一跃升到叛变嫌疑。

在那个年头，"通共"两个字等同于政治死刑，这顶帽子一旦扣实，开口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钱大钧通过侍从室旧部，提前截到了密电抄件。

不是第一次了。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护驾受伤，胸口留下一道贯穿伤，从肋骨间入、由左肩穿出，差点死在临潼。

老蒋回南京，头一件事不是奖赏，而是严查——因为他事发前把停在临潼站的一列法国造蓝皮专列调走了，有人在耳边嚼：故意断退路，嫌疑通敌。

那时候他扯开上衣，把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亮给老蒋看，才算压下了那股风。

现在密电上又是"通共"二字，换了个人，逻辑一模一样。

他明白，走申诉渠道没用。重庆那头只要有人愿意信，解释得再多也是往泥里踩。

一个已经护驾留伤、功劳摆在那儿的人，都能被这顶帽子逼到开胸明志的地步，何况这回战场还没凉，刀已经在背后了。

1938年6月，武汉天气闷热，钱大钧踏进汉口江汉路那栋西式小楼，走廊里的特务见他神色，都贴着墙站开。他走进房间，杨若琛正低头写什么，手边搁着一支钢笔。

钱大钧拔枪，开火。

杨若琛胸口洇开一片，钢笔落地。

钱大钧没看他，转身环视了一圈屋里的特务，冷声开口："谁再敢背后捅刀子，这就是下场。"

这件事捅到重庆，军统那边闹得很凶，要求严办。老蒋的处置，只有五个字——停职反省一个月。

其实这结果早在算里头。老蒋既不想某一方人马一家独大，也不想将领私刑成风。重打轻放，让两边都留着忌惮，是他最惯用的那把尺子。

一个月后，钱大钧官复原职。此后特务圈里提到他的名字，声调都会低一截。

1944年，老蒋正式任命钱大钧为军统局局长——正局长，职务明面上高过了一直只是副局长的军统实际掌控者。

钱大钧从不去局本部，每年只在成立纪念日露一次面。

这张委任状，与其说是信任，不如说是一顶虎皮，专门拿来压住那个他最厌恶的地方。

钱大钧这一枪，不只打死了一个副站长——他打死了军统告密不问代价的那种底气。

而发出那份密电的人，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底牌在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截走了。

文章来源：人民网《西安事变前后的钱大钧》（原载《党史文苑》）；百度百科钱大钧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