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士禛的论述中，拗救主要包括单拗与双拗两类。所谓单拗，是指本句第四字出现拗变时，由本句第三字加以补救；所谓双拗，则是指本句第三字出现拗变时，由对句第三字进行补救。除此之外，王士禛还对避孤平等律诗声调规则作出总结。由此可见，《律诗定体》并非单纯罗列平仄格式，而是在总结前人律诗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清代前期律诗声调理论进行了系统化梳理。该书刊行较早，目前所见较早刊本为乾隆二十二年王兆森刊《燃灯纪闻》附本。
赵执信是清代诗学研究中另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卒于乾隆九年，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又称因园，山东益都人。他所撰《声调谱》由《前谱》《后谱》《续谱》三部分组成，因此也被称为《声调三谱》。该书在标注体例上沿用了王士禛相关声调著作的方式，以圆圈、点号等符号在诗句声调关键位置标示平仄，并辅以注文说明。这种标注方式使诗句声调的关键节点更加直观，也体现出清代诗学研究中重视声律分析的特点。
从体例分类来看，《声调三谱》内部结构并不完全统一。《前谱》收录五古、七古、五律、乐词四类诗体；《后谱》则进一步列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齐梁体、半格诗八类诗体；《续谱》所收范围较窄，仅列乐府、杂言、柏梁体三类。前、后二谱之间存在诗体类别重叠的现象，而《续谱》又明显偏向补充性质。这种分类方式说明赵执信在编排《声调三谱》时，并未完全按照严格的诗体系统展开，而是带有一定的材料汇编与续补特征。
此外，《声调三谱》在同一体裁内部，对平韵、仄韵、转韵等不同韵式并未作出明确区分。例如，七言诗部分将杜甫诗例中的平韵作品与转韵作品归入同一类别，未能充分体现不同声韵结构之间的差异。从诗体辨析的角度看，这种处理方式容易造成体制上的混杂，也反映出该书在分类标准方面仍有不够严密之处。
从材料选取情况看，赵执信《声调三谱》所采诗例具有较明显的集中性与选择性。以古诗部分为例，《前谱》所录七言古诗仅选取苏轼一家作品，《后谱》则补充李白、杜甫、韩愈以及李商隐等诗人，其中又以李白、杜甫、韩愈三家为主。这样的选材方式体现出赵执信对唐宋重要诗人的重视，但从整体范围看，所选材料仍较为集中，未能充分涵盖七言古诗发展的复杂面貌。
五言古诗部分的选材也呈现出类似特点。《前谱》仅选于鹄、羊士谔二家诗例，《后谱》又补入岑参、王维、孟浩然三家。虽然这些诗人均具有代表性，但若从五言古诗源流与声调演变的角度观察，材料范围仍显有限，选择标准也不够清晰。因此，赵执信的取材既体现出个人诗学趣味，也反映出其声调研究在材料系统性方面存在一定不足。
《前谱》中还专设乐词一类，但仅录李贺一家作品，共选六首。李贺诗歌以奇崛瑰丽著称，其声调与句式变化具有鲜明特色，赵执信将其单列，说明他注意到了李贺诗在声调研究中的特殊价值。不过，由于这一类仅取李贺作品，材料范围过窄，难以代表乐词整体面貌。《后谱》另列齐梁体一类，选取沈佺期、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四家作品。这种归类方式显示赵执信试图从声调角度考察齐梁体影响下的诗歌特征，但其选例跨越不同时代，分类依据仍有进一步辨析的空间。
《续谱》所收内容则更具补遗性质，主要包括乐府、杂言、柏梁体三类体裁，分别选取曹植、任华、李白、王昌龄等人作品。这部分材料显示赵执信并不局限于近体诗或常见古体诗，而是试图将较为特殊的诗体也纳入声调考察范围。只是从整体结构看，《续谱》与《前谱》《后谱》之间的衔接并不严密，更多表现为对若干特殊诗体的追加说明。
总体而言，王士禛与赵执信的声调研究各有侧重。王士禛《律诗定体》主要围绕律诗格律展开，重在归纳五七言律诗的平仄定式、拗救规则和避孤平原则，体现出较强的规范意识。赵执信《声调三谱》则将研究范围扩展至五古、七古、律诗、绝句、乐府、杂言、柏梁体等多种诗体，重在通过具体诗例标示声调关键，呈现不同诗体的声律特征。
然而，《声调三谱》在分类体系和材料选取方面也存在明显局限。其诗体分类前后重叠，平韵、仄韵、转韵作品未能细分，同一体裁下的选例有时过于集中，部分诗体的代表性不足。这些问题说明赵执信的声调研究虽然具有开拓意义，但尚未形成完全严整的理论体系。即便如此，《声调三谱》仍然是清代诗学声调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它承续了王士禛以来重视声律分析的传统，也为后人考察清代古诗声调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由此可见，清代古诗声调学并非只关注近体诗格律，也逐渐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古诗、乐府、杂言等更复杂的诗体领域。王士禛偏重律诗格律规范，赵执信则试图以谱式和诗例呈现古今诸体的声调变化。二人的研究共同构成了清代前期诗学声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清代诗论由经验评点向声律归纳、体式辨析方向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