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在撰述相关声调谱时，已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对赵执信声调谱的补充和申发。至乾隆五十三年，即一七八八年，王士禛《比言古诗平仄论》刊行之际，赵执信秋谷一系的声调谱本早已流传南北，古诗声调研究也逐渐形成风气。因此，从古诗声调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看，王士禛声调谱所发挥的作用，并非开创一派，而更接近于对既有研究潮流的推动与扩展。
不过，不能因此低估王士禛在古诗声调学史上的意义。赵执信声调谱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广泛的传播，与王士禛在清代诗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密切相关。由于当时不少学者认为赵执信的相关研究与王士禛存在师承关系，赵谱也就借助王士禛的声望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例如，乾隆二十年，商丘陈淮尘定轩刊行佚名所编《渔洋诗则》一卷，其中“声调谱”部分即取自赵谱。又如乾隆二十三年昼锦堂刊本，亦将其作为《渔洋诗法》的附则刊行。这些刊刻与传播现象说明，赵执信的古诗声调研究在流布过程中，确曾与王士禛的诗学体系发生紧密关联。
翁方纲在《秋谷所传声调谱》按语中也曾提及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即有人认为《前谱》出自王士禛，《后谱》出自赵执信。对此，翁方纲作出了辨析，认为《前谱》《后谱》皆为赵执信所作。由此可见，王、赵二人声调谱之间的关系在清代学术传播中本已相当复杂，既有文本归属上的争议，也有诗学影响层面的交错。较为公允的看法是，王士禛与赵执信并非单向承袭关系，而是在清代古诗声调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共同发挥了推动作用。王士禛的诗坛地位扩大了声调谱的传播影响，赵执信的理论归纳则推进了古诗声调规则的独立化和系统化。
王士禛、赵执信关于七言古诗声调规则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清代诗学由经验评赏转向规则分析的趋势。隔句押韵的七言古诗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唐代近体诗格律定型以后，七言古风的声调安排逐渐显示出有意区别于律诗的倾向。其中，平韵七古多以“反律化”为重要声调特征，即在句式和平仄安排上有意识地避免完全落入近体诗格律之中；而仄韵七古与转韵七古则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近律”特征，常常夹杂律句，使古体与近体之间形成较为复杂的声调关系。
《王文简古诗平仄论》专门讨论七言古诗的声调规则。该书以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王维，以及宋代欧阳修、苏轼等六家共二十三首七言古诗为研究对象，对其声调形态进行提炼与归纳，并总结出五条声调规则。这一做法表明，清代学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凭借直观感受评判古诗高下，而是试图通过具体文本的平仄分析，揭示古诗声调运行的内在规律。虽然古体诗本身并不受近体诗格律的严格约束，但其声调安排并非全无章法。王士禛、赵执信等人的研究，正是在古体诗自由性与声调规律性之间寻求解释路径，从而推动了清代古诗声调学的进一步成熟。
综合来看，王士禛与赵执信围绕古诗声调展开的研究，不仅涉及具体平仄规则的辨析，也关系到清代诗学观念的转变。二人声调谱之间虽存在文本归属和影响关系上的复杂纠葛，但其共同价值在于使古诗声调问题从零散评点逐渐走向系统讨论。王士禛凭借诗坛影响力促进了相关理论的传播，赵执信则以更细密的规则归纳强化了古诗声调研究的学理基础。正因如此，清代古诗声调学能够逐步摆脱附属于诗话评点的状态，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