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有关拟古诗的讨论中，严羽尤其推重江淹。他认为，江淹的拟古之作能够兼顾形貌与神韵，在模拟前代诗人风格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相较之下，刘铄《拟行行重行行》以及鲍照《拟迢迢牵牛星》《拟涉江采芙蓉》《拟青青河畔草》《代君子有所思》等作品，虽然名义上属于拟古，实际上仍未脱离作者自身的创作面貌，即所谓“仍是其自体耳”[8]（第191—192页）。严羽在论述谢灵运、刘铄、鲍照等人的拟古得失时，所涉及的作家大体与《文选》收录的范围相合，却没有将陆机作为重点称许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并不十分积极。
从拟古诗的发展历程来看，江淹的创作实际上建立在陆机所开创的传统之上。陆机通过拟作《古诗十九首》，使拟古诗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文体意识的创作类型；江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拟写对象，熟练运用多种模拟方式，使拟古由偏重语言形式的仿效逐渐转向对诗人精神气质与作品意蕴的把握。因此，就拟写范围、风格转换和表现方法而言，江淹确实比陆机更为丰富、成熟。严羽推许江淹，正是看到了拟古创作由摹拟辞句向追求神似发展的趋势。
陆机拟古诗的题材内容同样具有一定的丰富性。五臣注对这些诗作的主旨作了较为具体的阐释，涉及闺中思念、朋友情谊、及时行乐以及坚贞自守等不同方面。例如，《拟明月何皎皎》主要表现女子思念远人的情怀；《拟庭中有奇树》《拟明月皎夜光》等作品被赋予了怀人寄友的意义；《拟今夜良宴会》《拟东城一何高》着重表现人生短暂与及时行乐的感慨；《拟兰若生朝阳》等篇则被解释为对高洁品格和坚定志向的申述。由此可见，陆机并未机械重复古诗中的既有主题，而是在继承闺怨、怀人和人生感慨等传统内容的同时，融入了人格理想、身世遭际与故园之思，拓展了拟古诗的抒情空间。
五臣的部分注释还把陆机拟古诗与西晋时期的政治环境及士人处境联系起来，说明这些作品并非单纯的辞章模拟，而可能寄寓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经由这种解释，陆机拟古诗的价值不再局限于语言技巧和形式仿效，而具有了现实寄托与人格表达的意义。这种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陆机拟古诗的思想内涵，也为后世重新认识其创作动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过，严羽对陆机的批评并未成为宋代诗学界的普遍结论。由于陆机较早以组诗形式系统拟写古诗，在拟古诗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其典范地位并未因江淹受到推重而发生根本动摇。林希逸便将陆机与曹植并列，指出：“自五言既兴，子建咏于前，士衡继于后。而后有谢庄之赋‘流光徘徊，赋之高楼’，‘照有余辉，揽不盈手’，语粹而味深，殆为古今绝唱。”[9]（第663页）其中，“流光徘徊，赋之高楼”指向曹植《明月上高楼》，“照有余辉，揽不盈手”则出自陆机《拟明月何皎皎》。林希逸将二者相提并论，说明陆机拟古诗在宋人心目中仍具有较高的艺术地位。
宋人之所以能够继续维护陆机的典范地位，还与当时对江淹诗歌的整体评价有关。严羽虽认为江淹拟古能够深入前人神理，但宋代诗论家并未普遍给予江淹诗歌以高度评价，因而其拟古成就尚不足以取代陆机在拟古诗史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宋代诗学越来越重视诗歌的意趣、性情与人格内涵，陶渊明也逐渐成为衡量古诗艺术的重要标准。严羽已经注意到陆机拟古存在偏重辞采、较少自然意趣的问题，但这一判断在当时尚未得到广泛响应。直到刘履等人以陶渊明诗歌所体现的真淳意趣作为评判尺度，陆机拟古诗重辞饰、尚模拟的局限才逐渐为更多论者所接受。由此，宋代对陆机拟古诗的认识呈现出双重倾向：一方面肯定其开创拟古传统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又开始反思其过度追求语言仿效而未能充分展现自然性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