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赵执信二人的古诗声调研究，对于清代诗学中“古诗声调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不过，从研究范围和理论完备程度来看，二人所建构的声调谱体系并非终极形态。王、赵二谱所归纳的声调规则，仅涉及古体诗声调现象中的一部分，尚未能全面覆盖古诗创作中复杂多样的声律变化。尤其在若干具体问题的辨析上，赵执信的论述也并非处处精确无误，其中仍有可商榷、可补充之处。因此，王士禛与赵执信在诗歌声调学史上的贡献，更应被理解为“开创之功”，而非“完善之作”。正因二谱存在不周延之处，才为后世学者继续阐释、补订和辨证留下了广阔空间。
王士禛、赵执信对古诗声调的集中研究，以及相关专著的撰成与刊行，对古诗声调学从传统诗学批评中独立出来起到了关键作用。其贡献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开创了以符号标识平仄、以图谱呈现诗歌声调结构的研究方式，使古诗声调研究进入了较为系统的“声调谱”阶段。其二，他们首次较为专门地针对古体诗总结具体声调规则，并依照不同诗体类型展开分类考察，初步建立起古诗声调体系的基本框架。由此，古诗声调研究不再只是零散地附着于诗话、诗文评等批评形态之中，而开始获得相对独立的理论品格，成为清代诗学体系中新兴而重要的研究领域。
王士禛、赵执信相关著作的刊行与传播，也进一步扩大了古诗声调学的学术影响。随着二人声调理论为更多学者所知，清代学界围绕古诗声调问题展开了持续讨论，出现了大量拾遗、补阙、辨证和阐释之作。这些后出著述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理论脉络：一类承接、补充或修正赵执信的声调谱体系；另一类则围绕王士禛的声调谱体系展开续补与阐发。其中，受赵谱影响的著述数量较多，如宋弼、吴镇、翟灏、李汝襄等人的相关论著，均可视为赵谱系统传播与接受的重要体现。他们或针对赵谱未尽完善之处加以补充，或对赵谱偏重单句声调分析、相对忽略篇章联络的问题加以修正。无论其立场是承袭、补订还是批评，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赵执信的声调理论为参照。
以翟灏《声调谱拾遗》为例，其著述动机即与赵执信《声调谱》的未备之处密切相关。翟灏在研读赵谱之后，认为其中仍有“未悉”或“未尽明”之处，因而撰成《声调谱拾遗》，以补其阙。此类续补之作并非单纯重复赵执信的结论，而是在继承其基本问题意识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古诗声调研究的材料范围与理论深度。由此可见，王士禛、赵执信二人的研究虽然尚未达到完备境地，却正因其开创性与未完成性，推动了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持续发展。后世学者围绕二谱所进行的补订、辨析和发挥，既反映出王、赵声调理论的广泛影响，也表明古诗声调学在清代诗学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