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拟古诗在南朝时期即已获得较高评价，并逐渐被纳入拟古诗批评与拟古理论建构的核心视野。刘铄善于创作拟古诗，时人称其为“陆士衡之流”，这表明陆机已成为南朝文士衡量拟古创作的重要典范。就文学地位而言，陆机之于拟古诗，犹如曹植之于辞赋。曹植凭《洛神赋》享有盛名，陆机则以五言拟古诗见重于世，二人共同构成南朝文士追摹前代文学风范时的重要参照。
钟嵘《诗品》对陆机拟古诗评价甚高，称其“为五言之警策”，并论曰：“陆机所拟十二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这一评价从辞采与意旨两个层面对陆机拟古诗作出概括。“文温以丽”说明其语言在承袭古诗质朴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晋宋以来趋于华美精工的审美取向；“意悲而远”则指出其作品并非停留于词句摹拟，而是在拟古形式中寄寓深沉情感与身世感慨。由此可见，钟嵘并未将陆机拟古诗视为简单的模拟之作，而是肯定其在文辞经营与情感表达方面均能与古诗相抗衡，甚至具有“一字千金”的艺术价值。
与汉魏古诗相比，陆机拟古诗在语言风格和结构安排上呈现出明显变化。古诗多以自然浑成、语言古朴、结构简淡见长，而陆机拟古诗则更注重辞采修饰、篇章组织与情感层次的铺陈。这种变化既体现了陆机个人的文学才力，也与南朝以来重视声色、讲求藻饰的审美风气相契合。因此，陆机拟古诗能够为后世选本所重视，并非偶然。萧统《文选》设“杂拟”一类，收录十位诗人的拟作，其中陆机诗达十二首，张载、陶渊明等人作品所收数量则较少，足见陆机拟古诗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
五臣注对陆机拟古诗的阐释，进一步揭示了其作品中“以古明今”的批评价值。五臣在注解中常用“比”字，说明陆机拟作并非机械沿袭古诗旧题，而是借古诗意象寄托自身情志。例如《拟兰若生朝阳》以松柏自比，《拟青青陵上柏》以灵草自比，皆可视为诗人高洁品格的象征。这类解释提示我们，陆机的拟古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摹仿，而是通过古诗题旨与意象系统，表达其入洛之后的现实遭遇与精神处境。
陆机作为亡国之余入洛，在北方士族社会中处境复杂。一方面，他承继江东文学传统，以儒学立身；另一方面，北方名士多崇尚玄学，社会风气又趋于奢靡。陆机既面临身份与地域上的隔阂，也对当时浮华风气有所不满。五臣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理解陆机拟古诗的“今情”，认为其拟作包含着对自身遭际、人格操守以及现实风气的曲折表达。由此，陆机拟古诗的意义便不限于文学技巧层面的承袭，而进一步体现出以古诗形式寄托现实感怀的社会价值。
宋代论者对陆机拟古诗的讨论，则较多集中于词句渊源、体律特征及其与后世拟古诗之间的关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曾指出陆机拟古诗中存在押双韵现象，范晞文《对床夜语》则认为陆机诗中“冒”字取自曹植诗句。这类考辨表明，宋人评价陆机拟古诗时，已不再仅仅关注其艺术风格与情感意蕴，而开始从字句来源、押韵方式和体制关系等方面加以细致分析。
其中，陆机与江淹拟古诗之间的关系尤受宋代论者关注。江淹拟古诗在题材、声律和文辞上均与前代作品存在密切联系，而陆机作为较早确立拟古范式的诗人，自然成为比较对象。宋人通过考察陆机与江淹拟古诗在体律上的相近之处，试图说明拟古并非任意摹写，而是在题旨、句法、声韵和篇章结构等方面都有可循之法。换言之，陆机拟古诗不仅为后代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文本范例，也推动了拟古诗批评从单纯品评向理论总结的转化。
综上所述，南朝以来对陆机拟古诗的接受，主要表现为对其典范地位、文辞成就和寄托意义的肯定；宋代论者则进一步从词句考源和体律关系入手，对其拟古方法加以辨析。陆机拟古诗之所以具有重要价值，正在于它既承继古诗传统，又能融入个人身世、时代风气与新的文学审美。由此，陆机不只是拟古诗创作的代表人物，也是拟古理论逐渐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