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逸论诗，以抒写性情为根本取向，推重自然清淡之风，强调诗歌不应徒尚词采与形貌，而应由主体情性涵养中自然生发。正因如此，陆机拟古诗在后世批评中的典范地位，也逐渐不再只是由其经典身份决定，而需要接受性情论诗学标准的重新衡量。沈扬曾指出，林希逸诗学思想以性情为基点，评诗作诗皆重兴寄，强调静观外物与涵养内心，力戒尘俗之气，唯有具备此种识力，方能真正体悟诗学门径。由此可见，林希逸虽尊崇曹植、陆机等经典作家，但其评赏重点并不在于机械模拟古人辞句，而在于诗中是否寄寓情志、是否合于兴寄之旨。
从这一立场出发，林希逸对陆机拟古诗的接受，主要体现为对其中名句与意境的摘取和品评。他所称许的曹、陆诗句，多以思妇形象为寄托，借思君、思夫之情表达个人哀怨，既承继了南朝文士重视情辞与兴寄的批评传统，也推动了陆机拟古诗中若干名句的传播。不过，这种接受方式同时意味着，陆机拟古诗的价值不再被整体无条件地尊奉，而是被置于情性、兴寄、自然等标准之下加以分辨。换言之，陆机拟古诗的经典性在传播中得到延续，但其作为拟古范本的合理性，也开始受到更细致的审视。
元代以后，学者对拟古方法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并借助书画理论中“遗貌取神”的观念，揭示陆机拟古诗所可能包含的弊端。刘履即曾引述曾原之说，将拟诗与学画相提并论，认为学习古人不应停留在表层形貌，而应先辨识各家门径，领会其笔意，再将其法度规制融入胸中，然后方可下笔。此论实际上指出，拟古的关键并不在于袭用古人题目、语汇和句法，而在于把握古人创作的精神气脉。若只摹其外貌而不能得其内神，即使形式上近似古人，也难免流于刻板模拟。由此，陆机拟古诗虽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却不再被简单视为拟古创作的最高范式，其成败得失也成为后世建构拟古理论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明代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与拟古难易论
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尊尚经典、追摹古法成为一时风气。然而，与复古意识并行的，是明人对机械拟古的警惕与批评。明代诗论家普遍重视诗文创作中的真情实感，认为拟古若只是窃取古人题目、仿效古人声貌，便难以表达作者自身情志。因此，明人虽然在理论上推重古典传统，却并不赞成无所创造的摹拟之作。他们所追求的，是在尊古基础上实现变化，在法度之中体现自得，即所谓“奇而有法、正而不拘”的创作旨趣。
在这一背景下，“拟古无用”成为明人批评拟古弊端的重要观点。方豪批评当时诗文创作中动辄标举“拟陶”“拟谢”“拟李”“拟杜”的风气，认为这类作品即使技巧尚可，也不过是依样摹写；若工力不足，则更有“画虎不成”之讥。他强调，诗文创作应当“自出机轴”，不能与他人共用同一生活体验与情感来源。真正有成就的作者，并非有意标榜求异，也不是专以模拟古人为能事，而是在长期涵养性情、广泛积累古人诗法之后，使古人句法自然化入自己的语言之中。到了这种境界，作者无意于拟古，却能不失古法；不刻意求异，却自然不可及。如此，方可称为大家。
方豪的批评，表面上针对明代诗坛以拟古求名的不良风气，实质上则触及拟古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拟古究竟是学习古人精神，还是复制古人形迹。若拟古只是题目、词句、格调的外在移用，便容易遮蔽作者自身的情性与现实感受，使诗歌沦为古人作品的摹本。若能通过涵养性情与沉潜经典，将古人之法转化为自我表达的能力，则拟古不再是对古人的被动依附，而成为通向自成一家的一种途径。由此可见，明人对于拟古的否定，并非简单反对学习古人，而是反对失去主体精神的机械摹仿。
因此，从林希逸以性情论诗，到元代学者借书画理论辨析拟古形神，再到明代诗论家批评拟古无用，陆机拟古诗的接受史呈现出由尊崇经典到反思方法的转变。陆机拟古诗仍然是后世讨论拟古问题的重要对象，但其意义已不只在于提供可供模仿的文本范例，更在于促使批评家思考拟古的限度、方法与价值。后世拟古理论的建构，正是在对陆机拟古诗典范地位的承认、修正与质疑中逐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