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中纪委常委刘丽英刚因高血压导致的美尼尔氏症出院不久，她刚坐到办公室，正要讯问几个案子，忽然秘书陈群送来一个案卷。封皮上印着江西的字样，是已经退回三次的倪献策案。

刘丽英把案卷搁在桌面上，手指头在封皮上轻轻敲了两下。退回三次，这案子她心里有数。中纪委之前往南昌派过三个调查组，一组比一组铩羽而归。不是说查不出东西，是查到了也摁不住。倪献策那时候还是江西省省长，正省级干部，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上来的少壮派。这人中专学历，从钢铁厂一步一步干到副省长、省长，46岁当副省级，49岁当正省级，步子迈得又快又大。偏偏就是这么个人，在1985年带着一个庞大代表团去香港招商引资，结果跟一个叫郭晓红的女人搅到一块儿去了。洽谈会还没开完，人就偷偷跑到上海去会这个女人。回来以后还大吹大擂，说谈成了七个亿的项目，实际上真正落地的连三千万都不到。

刘丽英翻开封皮，里头是前三个调查组留下的材料，零零碎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走私录像机的事倒是写清楚了，洪海电子公司和福建一家公司合伙，把两千台录像机拆成零部件报关，被文锦渡海关扣了。倪献策利用省长的权力给海关施压，还批了六十万美金的外汇额度去帮人家付走私的货款。可这些材料里缺了一样东西铁证。调查组的人不是不卖力，是倪献策太能说。这个人有一手绝活，能把一根稻草吹成金条。你跟他谈纪律，他跟你谈改革；你跟他谈违法，他跟你谈贡献。几个调查组的人被他绕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地方上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最后只能收拾东西回北京。

刘丽英合上案卷，站起来走到窗边。八月的北京热得厉害，蝉叫得人心烦。她想起自己1979年从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调到中纪委，一干就是七年。这七年里她办过不少案子，最硬的是审判“四人帮”那会儿，她当过江青案的审判员。跟江青打过交道的人，什么阵势没见过？可倪献策这案子不一样，他不是一般的贪，他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贪。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急需一批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倪献策正好赶上了这趟车。可“四化”里头有一条“革命化”，这条要是丢了，其他三化都是空的。

刘丽英转过身，对秘书陈群说：“你跟江西那边打个招呼，说我过几天亲自去一趟。”陈群愣了一下，刘丽英才出院不久，高血压加上美尼尔氏综合征，医生说至少得静养一个月。刘丽英摆摆手：“案子拖了这么久，再拖下去人家还以为中纪委拿他没办法。”她心里清楚，倪献策这种人，你跟他讲道理没用，你得把证据摆在他面前，让他无话可说。之前三个调查组无功而返，不是能力不行，是倪献策太会利用自己的身份，他是省长，是改革派，是上面重点培养的干部，谁敢动他？

可刘丽英偏要动。她不迷信官帽子，也不吃那一套“改革者犯点错误可以理解”的说辞。改革开放需要干部，但不需要腐败的干部。这个理儿放到什么时候都站得住脚。

后来刘丽英带着人到了南昌，一蹲就是好几个月。她不急着跟倪献策正面交锋，先把外围的证据一个一个抠扎实了。等证据链锁死了，她才约倪献策谈话。倪献策一开始火冒三丈，说什么“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还说什么“这是对改革者的政治迫害”。刘丽英不跟他急，倒了杯茶推过去，说“倪省长，请用茶”。就这么像老大姐一样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倪献策的态度慢慢软下来了。有一天一大早他跑来交代问题，刘丽英一看他还没吃饭，先说“赶紧吃完饭再说”。案子归案子，人归人，问题再严重也得让人吃饭。

这话听着平常，可里头有分量。刘丽英办案子讲究一个“实”字，实事求是，板上钉钉。她不搞逼供信那一套，也不搞无限上纲，就跟你摆事实、讲道理。倪献策后来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被查办的正省级干部。这个“第一”不是刘丽英想要的，是案子本身该有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倪献策这案子，其实挺值得琢磨的。一个从钢铁厂技术员干起来的干部，能走到省长的位子上，说明他本身是有能力的。可能力越大，手伸得越长，心也就越贪。改革开放初期，制度还不完善，权力运行缺少有效的监督，像倪献策这样的人就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一边喊着改革的口号，一边干着徇私的勾当，把公权力当成给自己和情人谋利的工具。这种人比明火执仗的贪官更难对付，因为他们善于把自己包装成“改革者”，把别人的监督说成是“迫害”。

刘丽英能把这案子办下来，靠的不光是胆量和经验，更靠的是一个朴素的信念，当官不能谋私，这条底线谁碰谁就得承担责任。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依然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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