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论中，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歧。吴淇对陆机拟古诗持肯定态度，其评价基础主要在于儒家诗教观念。陆机以儒学立身，其拟古诗并非单纯模拟古人辞句，而是借古诗体式寄寓家国之情。这种创作取向与儒家诗学重视“言志”“美刺”以及诗歌教化功能的传统相契合。因此，吴淇对陆机拟古诗颇为赞赏，认为其作品虽取法古诗，却仍能体现士人情志与时代感怀，并非毫无精神寄托的摹拟之作。
与吴淇不同，贺贻孙对陆机拟古诗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拟古之作应当把握古人神思所在，而不应停留在字句、结构和题意的外在摹仿。贺氏指出：“拟古诗须仿佛古人神思所在，庶几近之。陆士衡《拟古》，将古人机轴语意，自起至讫，句句蹈袭，然去古人神思远矣。” 在他看来，陆机拟古诗虽然形式上与古诗相近，却未能真正进入古人精神世界，因而只得其貌而未得其神。贺贻孙的批评重心在于形似与神似之辨：拟古若只是沿袭古人字句与篇章机杼，便容易沦为机械模仿；真正有价值的拟古，应是在理解古人情思与精神气脉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表达。
贺贻孙的诗学观念强调性灵，崇尚自然质朴，尤其重视诗歌对真实情感的抒写。在这一标准之下，陆机拟古诗被认为过于注重辞藻与形式，缺乏真情实感，难以与古诗自然浑成的艺术境界相比。陆机作品辞采华美，语言绮靡，固然显示出较高的才力，但在贺氏看来，这种才华并未转化为真切动人的情感表达。由此可见，清人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并不只是针对其创作方法，更关涉拟古诗应当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模拟与自我的关系。
关于形似与神似的争论，宝廷的论述亦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历来拟古者多只学习古人外貌，如同儿童摹字，处处依傍他人；即使摹仿得十分逼肖，也终究不是自己的创造，因而只能居于下品。才力高者若耻于步趋古人，便会力求自出新意，但若完全偏离拟古体裁，又难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拟古。宝廷由此揭示出拟古创作中的两难：若一味模拟，则失去自我；若过分求新，又可能背离拟古本义。因此，拟古既要遵守古人格调，又要能够自成一体。倘若只教人写出貌似古诗的作品，而不能使其具有独立精神与真实情感，便近于作伪，不足为法。
在这一问题上，清人往往更推重陶渊明的拟古诗。潘德舆称陶渊明“日暮天无云”一首“得自然之趣”，虽名为拟古，却能够自尽所怀。与之相比，陆机“专取一题而拟之，共十二首”，谢灵运、江淹则分别专取一人而拟，谢灵运共八首，江淹共三十首。这类拟作若只是舍弃自身性情而摹写他人面貌，即使篇幅众多，也难免流于形式。潘德舆因而批评陆机拟古诗辞藻繁复，未能充分表达自身性情，认为其不如陶渊明拟古诗能够自然抒怀。
方东树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也与其诗学立场密切相关。方东树论诗坚持儒家诗学的“言志”观念和诗教精神，在诗学取向上崇真黜伪、崇雅贬俗，体现出桐城派古文“雅洁”的审美趣味以及文以载道观念的影响。 由此出发，他并不认可陆机拟古诗中过度炫示才华的倾向。陆机拟古虽有工巧之辞与华赡之采，但在方东树看来，其作品既未能充分体现儒家诗教所重视的道德情志，语言风格也不够雅洁，因此难以成为理想的拟古范式。
综上所述，清代诗论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主要围绕儒家诗教、性情表达以及形神关系展开。吴淇从家国情怀与儒家诗教角度肯定陆机，而贺贻孙、宝廷、潘德舆、方东树等人则更多指出陆机拟古诗偏于形似、辞采繁缛、真情不足等问题。清人通过对陆机拟古诗的重新评价，进一步明确了拟古创作的理论标准：拟古并非简单复现古人面貌，而应在继承古人格调的同时保存自我性情；既要通达古人神思，又要形成独立表达。由此，陆机拟古诗在清代批评中不仅成为讨论对象，也成为建构拟古理论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