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论家在讨论拟古问题时，不仅关注作品与古代范本之间的相似程度，而且逐渐将论述延伸至文体规范、创作方法、审美风格以及形神关系等层面。许学夷、黄省曾、孙鑛、钟惺等人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正体现了明代拟古批评由作品品评向理论建构转变的过程。
许学夷主要从文体法度及创作难度的角度考察拟古。他认为，五言古诗与五言乐府具有相对稳定的体制和规范，创作者在模拟时容易受到既定法度的约束，难以自由变化。相比之下，铙歌及杂言乐府的句式、篇章结构较为灵活，缺少严格而恒定的程式，拟作者因而拥有较大的调整空间。许学夷指出：“铙歌及乐府杂言，体无常法，而意可窜易，故拟者得以操纵，而其调易古。”这一论述表明，拟古的难易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年代的久远与否，而与不同诗体的规范程度密切相关。体制越稳定，模拟者越难在遵循法度的同时实现变化；体制越灵活，创作者越容易借助古题重新安排辞意。
黄省曾则较为重视陆机拟古诗的艺术风貌及其地域文化意义。黄省曾身处吴中，深受六朝文学传统影响，因而对同出吴地的陆机颇为推重。在他的评价中，陆机拟古诗虽以汉代古诗为范本，却并非仅仅摹写原作的外在形貌，而能在模拟之中呈现古淡、清丽的审美特征。陆机作品中的“秀言清思”，既具有清新的语言风貌，也能够引导读者进入诗歌所蕴含的情思与意境。由此看来，陆机的拟古写作并非机械复现前代作品，而是在继承古诗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艺术面貌。黄省曾由此肯定陆机对吴中文学传统的影响，并将其拟古诗视为承续六朝文风、开启后世拟古创作的重要环节。
孙鑛进一步从具体的创作方法出发，揭示陆机拟古诗的典范价值。他指出：“拟古自士衡始，句仿字仿，如临帖然，然又戒太似，所以用心最苦。大抵贵得其神。若拟古诗，则诗道自进。”所谓“句仿字仿”，说明陆机拟古时对原作的句法、用字和篇章结构进行了细致揣摩；所谓“戒太似”，则表明拟古又不能停留于表面的复制。拟作者既要深入学习范本，又要避免因刻意追摹而失去自身的创造能力。孙鑛将这一过程比作临帖，意在强调拟古具有学习法度、锤炼语言和体认精神的多重作用。
在孙鑛看来，陆机拟古“用心最苦”，正是因为他必须在形似与神似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作品需要在词语、句式和体貌上接近古诗；另一方面，又必须超越外在形式，体会原作深层的情感结构和审美精神。陆机拟古诗虽然具有明显的模拟痕迹，却仍能以清丽之辞表现含蓄之思，从而获得古诗之神。因此，拟古并非创作能力不足的表现，而可以成为初学者认识诗体、磨炼辞句和提升诗艺的重要途径。
孙鑛论诗重视精炼、简奥以及创作法度，主张通过反复锤炼使语言趋于准确凝练。陆机拟古所体现的“句仿字仿”，正与这种重视锤炼的诗学观念相契合。通过对古代名篇逐字逐句的揣摩，创作者能够理解古诗的组织方式，掌握遣词造句和安排篇章的方法，并在长期训练中逐步形成自身的艺术判断。由此，陆机拟古诗不仅具有作品层面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与部分明代论者偏重辞藻、性情或时代风格的批评方式不同，孙鑛主要从诗法角度肯定陆机的开创作用，揭示出拟古作为一种诗学训练方式的实际价值。
不过，钟惺并未无条件地赞同拟古。他在辨析古诗与乐府的艺术差异时指出：“乐府能著奇想，著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在钟惺看来，乐府往往以奇特的构思和深奥的辞语取胜，能够产生令人惊异的艺术效果；古诗则以雍容、肃穆、平淡、深远为主要特征，其价值在于启发读者反复思索。二者虽然体貌不同，却都具有真实而鲜明的性情，因而能够获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正因为古诗的妙处主要存在于平远含蓄的情思之中，所以钟惺对后世普遍模拟《古诗十九首》的风气保持警惕。他认为，后人若把范本视为不可改变的定式，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才力较高者刻意追求奇奥，反而偏离古诗本色；才力不足者则仅仅摩挲原作的字句、声调和面貌，使大量拟作呈现出雷同的形式。如此一来，拟古非但不能彰显古诗的价值，反而可能使读者对古诗产生厌倦。因此，钟惺提出“乐府犹可拟，古诗不可拟也”。这一说法并非绝对否定古诗模拟，而是反对将拟古变成僵化的复制活动。相关研究亦指出，钟惺所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拘守形貌而不能体会古诗性情与精神的模拟方式。
由此可见，孙鑛与钟惺的观点虽然侧重点不同，却共同触及拟古创作的核心问题。孙鑛肯定拟古对于学习诗法、锤炼语言和领会神理的积极意义，钟惺则揭示过度模拟可能造成的形式固化与审美衰减。前者强调拟古可以成为进入诗道的门径，后者强调拟古必须防止由学习范本演变为复制范本。二者的论述共同说明，拟古的价值并不在于使作品与原作完全相同，而在于通过对古代范本的体认，掌握其内在法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