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声律、字句与情感表达等方面考察，部分清代诗论家认为，拟古之作往往难以达到古诗自然浑成的艺术境界。拟作者若过度拘泥于古人的语言形式，不仅容易丧失自身的性情与声调，而且可能使诗歌沦为缺乏独创性的摹本。陈祚明便从声调层面指出，陆机拟古诗虽在措辞和篇章组织上颇为精密，却时有平弱板滞之弊，未能充分呈现古诗流动自然的神韵。薛雪则进一步强调，诗歌应当具有创作者自身的声情气息，若完全追随古人的声调与句法，便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创作。
薛雪师从叶燮，其诗学思想重视诗人的独立性情，因此对单纯模拟古人的创作方式持否定态度。在这一诗学背景下，清代部分论者开始对拟古行为本身提出质疑。彭端淑明确表示反对拟古，认为古人诗歌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后世作者若无法超越原作，便没有刻意摹拟的必要。在他看来，历代真正能够通过拟古形成独立艺术风格者极为有限，江淹可视为其中较为成功的代表；李白才力卓绝，其创作几乎不受体式限制，而杜甫、韩愈等人则并未将拟古作为主要的创作途径。
陈仅对拟古的批评更为彻底。他认为，不仅乐府不必刻意模拟，古诗同样不应成为机械摹仿的对象。诗歌的根本在于性情，而人的性情本不可复制。古人创作诗歌时，即使沿用旧题，也往往只是借助题目寄托自身情思，并非完全仿效前人的篇章体貌。自谢灵运、江淹等人倡行拟古以后，后世作者日益注重形式上的追摹，诗歌独立抒情的功能反而受到削弱。由此可见，清代反拟古论者所批评的，并不只是某一位诗人的具体作品，而是拟古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性情缺失与形式依附问题。
不过，清代诗论家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并非全然否定。一方面，他们指出陆机拟古诗存在辞藻繁密、声调平弱、情感不足等缺陷；另一方面，也肯定其在篇章构思、艺术气骨和诗歌史发展中的意义。陆机并非毫无选择地复制古诗，而是在承袭古诗题旨和体貌的基础上，对原作内容进行了重新组织。他的部分拟作思致沉着、结构缜密，显示出较为明确的创作经营意识。正因如此，陆机拟古诗虽未必能够完全传达《古诗十九首》的自然神韵，却仍然具有独立的文学史价值。
历代有关陆机拟古诗的批评，大致形成了两个方面的理论成果。
第一，这些评论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陆机拟古诗的艺术特征，从而深化了后人对其创作方式的认识。陆机拟古注重形式上的对应，往往从句法、辞藻、意象和篇章结构等方面追摹原作。其拟作语言华美，组织严密，能够体现作者在谋篇炼句方面的用心。然而，过度追求形式整饬，也容易造成声情平缓、意脉拘滞的问题。从创作方法来看，陆机有时逐句模拟古诗，因而较多保留了原作的外在形态，却未必能够完全把握其自然流动的内在神韵；从篇章结构来看，他的作品安排细密，显示出较强的理性经营色彩；从思想内容来看，他并非简单复述原作，而是通过重新构思改变诗歌的情感指向，使拟作具有沉着深厚的思致；从诗歌发展史来看，陆机将拟古由偶然的创作现象转化为相对自觉的写作方式，为后世诗人学习古诗、探索体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因此，陆机拟古诗既存在形式模拟过重的局限，也具有开创拟古传统的重要意义。
第二，围绕陆机拟古诗展开的历代批评，推动了拟古理论的逐步完善。论者在讨论陆机作品时，不再仅以是否接近原作为评价标准，而是进一步思考形似与神似、继承与创新、古题与新意之间的关系。拟古若只求字句、声调和体貌相似，便容易流于因袭；若完全脱离原题与原体，又会失去“拟”的基本依据。因此，较为合理的拟古方式，应当在尊重古诗体制和题旨的同时，融入作者自身的性情、思想与时代感受。拟古既不能一味依附古人，也不能借创新之名任意偏离原作题意，而应当在继承与创造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由此而言，历代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虽然褒贬不一，却共同拓展了拟古批评的理论空间。批评者既揭示了陆机追求形似而可能造成的平弱板滞，也肯定了其缜密构思、沉着思致与开创意义。陆机拟古诗由此成为后世讨论诗歌模拟、文学继承和艺术创新的重要范例，并在拟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