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明代论者已经注意到陆机拟古诗存在“得貌而失神”的问题，指出其作品在摹拟古诗时较多停留于辞采、句法与体貌层面，而未能充分传达古诗内在的神思与情韵。然而，明人对此多为概括性评价，尚未展开系统论证。至清代，论者在前人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识，不仅明确指出陆机拟古诗有平弱、呆板之弊，而且借助书法理论建构出较为完整的拟古观念，使陆机拟古诗批评由一般品评逐渐上升为拟古理论的讨论。
纪昀曾以临摹古帖为譬，说明拟古之法有高下之分。他认为，传写古帖可分“临”与“摹”两种：所谓“临”，重在把握原作神气，使其精神气韵相近；所谓“摹”，则偏重于点画形迹的相同。褚遂良临《兰亭》，虽取法古人，却能融入自身笔意，故能自成面目；而周越一类书家若只求笔笔与古人相合，反而容易落入“奴书”之讥。纪昀由此指出，陆机拟古之所以不及江淹，正在于其弊端多出于重摹而轻临，即过于追求外在形式的相似，而未能真正取得古诗的神气。 这一比喻将拟古问题从单纯的字句模仿引向神韵传达，较为清楚地揭示了清人对拟古层次的区分。
从拟古理论的发展来看，清人并非一味贬抑陆机。相反，他们在指出其局限的同时，也注意到陆机拟古诗中仍有可取之处。首先，清人认为陆机拟古诗并非全无性情，其部分作品仍能表现出独至之情，甚至可以与古人同调。王夫之即曾指出，陆机拟古虽然“步趋如一”，在形式上追随古人痕迹较重，但当其辞意顺势展开时，也能呈现出清峻高雅的格调。他认为，陆机诗中本有自己的风味，只是常被繁复、谄曲的辞藻遮蔽，以致其真情与独创之处不易显现。王夫之所谓“可为独至之情，绝可与古人同调”，正是在批评其拟古弊病之外，进一步肯定其作品中仍然存在自我情感与艺术个性的流露。
由此可见，王夫之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具有较强的辩证性。他一方面承认陆机拟古有“步趋如一”的缺点，即过分依循古诗成法，未能完全摆脱摹拟痕迹；另一方面又不囿于前人关于陆机辞藻繁缛、情意不显的成见，而是试图从作品深处发掘其独特情感。换言之，王夫之并未将陆机简单归入“形似而无神”的一类，而是在批评其形式因袭的同时，指出其诗中仍有“独舒高调”的可能。这种评价较前代更为细致，也更能体现清人诗学批评中兼论得失的特点。
与陆机相较，江淹拟古在清人那里获得了更高评价。马星翼认为，历代诗人拟古之作，以江淹最为出色。江淹所拟李陵从军、曹植赠友、刘桢感遇、张华离情、张协苦雨、鲍照戎行等篇，若杂入各家诗集中，几乎难以辨别其神韵、词气之异。其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机械复制古人面貌，而在于能够体会各家诗歌的精神气质，并在拟作中形成自然浑成的艺术效果。所谓“色色偪肖，创守皆成独构”，正说明江淹虽取法古人，却能在守成之中体现创造，在摹拟之中形成独立的艺术结构。
因此，清人论陆机与江淹之高下，关键并不在于二者是否都以古人为法，而在于其拟古方式是否能够由形入神。陆机拟古较多表现为对古诗体貌、语词、格调的追随，故容易显得平弱而板滞；江淹拟古则能深入古人神韵，在词气、情思与篇章气脉上取得相似之妙。纪昀以“临”“摹”区分二者，正是将这一差异理论化：陆机之弊在于近“摹”，江淹之长在于近“临”。前者偏重外形，后者更重神气；前者常为古法所役，后者则能化古为己。
综上所述，清人对陆机拟古诗的批评并非简单承袭宋、明以来的否定意见，而是在前人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深化。明人已经指出陆机拟古缺乏古诗神思，但论述尚较笼统；清人则通过陆机与江淹的比较，通过“临”与“摹”的书法譬喻，具体说明拟古不能止于形似，而应追求神似与自得。与此同时，清人又能看到陆机作品中独至之情与自我风味，肯定其在拟古史上的意义。由此，陆机拟古诗批评不仅成为评价一位诗人的问题，也成为清代拟古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