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融会不同诗体之流别，体察其精微旨趣，诚非易事。所谓“若统会殊流，妙极旨趣，自非胸罗百代，悟风雅之源者，岂易言哉！”，正说明拟古并非单纯沿袭旧有辞句，而须在广泛通晓历代诗歌源流的基础上，把握其内在精神与艺术法度。由此可见，拟古首先应当辨明体制，再结合性情、声调加以熔铸，方能在承继古法的同时形成自家面目。这一认识实际上提出了以“神”为重的拟古观念，即拟古不能止于外在形式的摹仿，而应在体格、音节、情志与意趣之间求得统一。
清代部分论者对陆机拟古诗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他们从风格、结构、内容、音律等多个层面对其加以评析，指出陆机拟古诗具有风格流逸、结构缜密、思致沉着、音节韶秀等特点。例如，王闿运较重视其结构与风格，宋长白侧重于拟古方法与内容层面的考察，方廷珪则更关注体例与音律。这些论述表明，清人并未简单否定陆机拟古诗，而是注意到其在拟古实践中的艺术探索及其批评意义。
从拟古理论的建构来看，前人观点各有侧重。吴淇重视形似，贺贻孙重视神似，宝廷强调形神兼备，方东树则突出性情的重要性。陈祚明综合诸家意见，提出拟古应先明体制，再参以性情、声调，并以神似为根本。这种观点较为系统地整合了清人关于拟古的不同认识，使拟古批评不再局限于对字句、格调的零散评判，而逐渐形成兼顾体制、性情、声律与神韵的理论框架。
不过，也有论者对陆机拟古诗提出批评。李重华说：“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世，余每病其呆板。”这里所谓“呆板”，主要是指陆机拟古时较多依傍原作，句句模拟，变化不足。宋长白也曾指出：“陆平原拟古诸作，如方袍幅巾而谈庄、老，矜贵有余，疏通绝少。”他又论及《古诗十九首》时说：“《古诗十九首》浑沦磅礴，纯乎元气。钟嵘谓：‘十四首是陆机所拟，几于一字千金。’余谓平原手腕痴重，要非苏、李一流人物，未易得其神境。”这些评论认为陆机拟古虽有工力，却不免拘滞，难以完全进入古诗自然浑成的神境。李重华与宋长白的看法主要集中于“呆板”一端，虽能指出陆机拟古的局限，但论述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二、临摹之别：清人对江淹、陆机拟古关系的再认识
陆机拟古诗与江淹拟古诗之间存在一定渊源，清人对此也作了进一步比较。他们普遍认为，陆机与江淹虽同属拟古传统，但二人在拟古方式与艺术效果上有所不同。陆机更重在字句、体格与篇章形式上的模拟，因而在拟古诗发展中具有开创意义；江淹则更能传达古诗之神韵，较少停留于外在形貌，故更接近拟古的理想境界。
在清人看来，陆机拟古诗的价值首先在于开辟路径。他能够有意识地取法《古诗十九首》等前代作品，模拟其体格音节，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诗文意，使作品呈现出流逸而典雅的风貌。只是陆机的用意大体仍未超出古诗本身的范围，因而容易给人以依傍过甚、变化不足之感。江淹则不同，他在拟古时更注重精神气韵的传达，能够在临摹古人之外形成较为鲜明的自我表现。因此，清人往往认为江淹拟古诗较陆机更为圆融，也更足以作为拟古典范。
这种比较并非单纯抬高江淹而贬抑陆机，而是在拟古理论层面进一步区分“临”与“摹”的差异。所谓“摹”，偏重外在形貌、句法格调与篇章体制的追随；所谓“临”，则更重内在精神、情感意趣与艺术气韵的体会。陆机之拟古，长处在于体制谨严、音节可观，短处在于模拟痕迹较重；江淹之拟古，长处在于能得古人神韵，短处则须结合具体作品另作评判。清人通过二者比较，实际上把拟古批评推进到更深层次：拟古不仅要像古人，更要能理解古人、转化古人，并在古法之中显出作者自身的性情与才力。
因此，清人对陆机拟古诗的评价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肯定陆机在拟古诗史上的先导作用，承认其作品在风格、结构、音律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陆机拟古存在拘泥形迹、未能充分变化的缺陷。正是在这种肯定与批评并存的讨论中，清人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拟古观念：拟古不能仅求形似，也不能完全脱离体制，而应在辨体、求神、写性情、协声调之间取得平衡。由陆机而及江淹的比较，正体现出清人对拟古诗批评与拟古理论建构的深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