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论家在评价陆机拟古诗时，不再局限于作品与原诗在字句、章法方面的相似程度，而是进一步考察其情思、气骨、风格以及声调音节，由此形成了较为细密的批评格局。部分论者认为，陆机拟古诗虽然以《古诗十九首》为取法对象，却并非对原作内容的机械复写，而是借助既有题目寄寓个人情志，因而具有较为沉着的思致和流动自然的气韵。
宋长白曾指出：“拟古不如代古，此竟陵之说也。平原拟古诸什，借题写意，与原倡绝不相蒙。然思致沉着，亦足动人咀味。鲍明远、江文通虽声口韶秀，要是本色当行语耳。”这一评价揭示了陆机拟古诗的重要特点。陆机并未完全沿袭原作的情境和立意，而是将古题视为抒写自我情感的媒介，在继承古诗形式的同时注入新的思想内容。所谓“借题写意”，说明其拟古并不以复现原诗为唯一目的，而是试图在古典体式之中建立个人表达。宋长白虽然认为陆机作品在语言风貌上未必具有鲍照、江淹那样明丽流畅的特点，却仍肯定其情思深厚、意味耐人寻绎。这表明清人对陆机拟古诗的认识，已经由外在形貌的比勘转向内在意蕴的发掘。
另有一些论者从体格与音节方面考察陆机的拟古实践。方廷珪说：“按古诗十九首，此错举其首句为题目，谓之拟者，变己之体格音节以拟之也。士衡诗极沉厚，此却出以流逸，究竟用意不能出十九首，但文变耳。”方廷珪认为，《古诗十九首》原本并无固定篇题，后人通常取首句作为题目。所谓“拟古”，不仅是沿用题目或题材，更重要的是创作者主动调整自身惯常的体格和音节，使作品趋近于古诗的艺术风貌。从这一标准出发，陆机拟古诗在立意范围上仍未完全脱离《古诗十九首》，但其语言组织、声调安排和风格呈现已经发生变化。陆机诗风通常以深厚凝重见长，而部分拟古之作却显得较为流动疏宕。这种变化说明，他并非简单复制原诗，而是在古诗体格与个人风貌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清代论者还经常将陆机与江淹的拟古诗相互比较。二人同为拟古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却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创作路径。陆机较多着眼于原作的体貌、句法和声调，在外在形式上努力接近古诗；江淹则更重视对前代诗人精神气质与艺术风神的体会，强调在整体意境和审美神韵上实现契合。因此，后世常以“形似”概括陆机，以“神似”概括江淹。
严羽已经注意到江淹拟古诗的成就高于陆机，但没有充分说明二者差异的具体原因。明代诗论家多以性情作为衡量拟古诗优劣的重要尺度，认为陆机偏于形似，江淹长于神似，而陶渊明则能兼得形神，并在此基础上自成一格。清代批评家则进一步从拟古方法入手，辨析陆机与江淹在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段上的不同，使二者的历史地位获得了更为具体的说明。
不过，若从拟古诗的发展过程来看，陆机与江淹之间并不能简单判定高下。陆机重视形似，江淹追求神似，这既体现了拟古方法的演进，也反映了不同时代诗歌观念的变化。陆机是较早系统从事拟古创作的诗人之一，其作品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江淹则在陆机所开辟的道路上进一步拓展，更加重视对不同诗人个性与风神的模拟。由形似走向神似，并非意味着前一阶段毫无价值，而是拟古诗在长期发展中逐渐深化的结果。陆机具有开创之功，江淹则表现出继承与发展的意义，二者各有擅长，不宜仅以单一标准作出绝对的优劣判断。
泥守古题与背离题旨：清人对拟古尺度的争论
清代诗论家在讨论陆机拟古诗的同时，也对拟古创作应当遵循何种尺度展开了深入思考。拟古既要求创作者接近古人，又不能完全丧失自我；既要保存原作的体格、音节和风貌，又必须表现新的性情与意旨。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形似与神似、古题与新意之间的关系，遂成为清代拟古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清代诗坛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对拟古创作持较为否定的态度，认为古诗本身成就极高，后人若刻意摹拟，往往难以超越前人，反而容易陷入因袭。薛雪曾说：“拟古二字，误尽苍生。声调字句，若不一一拟之，何为拟古？声调字句，若必一一拟之，则仍是古人之诗，非我之诗也。轻言拟古，试一思之。”这段话揭示了拟古创作内部难以回避的矛盾：如果不能在声调、字句等方面接近古人，作品便不足以称为“拟古”；如果处处追随古人，作品又会沦为原作的翻版，无法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创作。
薛雪的质疑并非单纯反对学习古人，而是警惕创作者将拟古理解为形式层面的复制。在他看来，拟古之难，正在于它要求诗人同时完成两项似乎相互冲突的任务：一方面必须保留古诗的基本特征，使作品具有明确的取法对象；另一方面又必须摆脱原作的控制，形成属于创作者自身的情感与语言。倘若只注意声调和字句，便容易失去个人性情；倘若只顾表达自我，又可能与所拟对象毫无关联。因此，拟古不能被视为轻易可行的创作方式，而应建立在对古诗体格、精神和艺术规律的深入理解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