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晚年亲口回忆：长征还没开打，毛主席的军事天赋早就压不住了。
 
贺子珍晚年接受党史工作者采访时明确提到，早在1934年长征出发之前，身处中央苏区的毛主席，军事上的远见和指挥才能，就已经远超同期不少领导人，只是当时没能被重用。
 
1930至1932年，国民党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敌军兵力、武器装备都远优于红军。
 
当时负责统筹指挥的毛主席和朱德，结合赣南闽西多山地、群众基础好的特点，摸索出适配红军的运动战打法。
 
这套战术核心不硬拼、不死守，先主动后撤引诱敌人深入苏区，拉长对方补给线，等敌军疲惫分散后，集中少量精锐兵力分路围歼。
 
靠着这套贴合实际的打法，三次大规模围剿全部成功粉碎，稳固了中央苏区的生存根基。
 
1933年，苏区的军事指挥权发生巨大变动，受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博古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接管全部军事指挥工作。
 
毛主席被调离军事核心岗位，只能负责苏维埃政府地方工作，再也没有调度部队的权力。
 
李德完全照搬西方正规阵地战理论，根本不了解红军装备薄弱、苏区山地环境的现实，他下令全线修筑碉堡，要求红军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正面阵地对抗，硬碰硬消耗兵力物资。
 
第五次反“围剿”开战之后，错误战术的弊端很快暴露。红军伤亡持续增加，根据地范围不断收缩，物资粮食日渐紧缺，革命形势越来越危急。
 
即便失去指挥权，毛主席始终时刻关注前线战报，反复分析敌我双方的部署漏洞，多次主动向中央提出调整作战方案。
 
毛主席曾提出两条关键补救策略，第一，放弃全线碉堡死守，抽调主力跳出敌军包围圈，到国民党统治后方开展游击作战，调动围剿敌军，缓解苏区正面压力；
 
第二，缓和南线粤军作战冲突，借助统战减少双线作战压力，保存红军有生力量。
 
但这些具备实操性的建议，全都被博古、李德否决，他们片面认定毛主席的战术是落后的游击主义，拒绝采纳任何不同意见。
 
之后毛主席被派往会昌处理南线地方工作，他结合南线敌军部署、山区地形，制定出灵活的防御游击方案，依靠小股部队袭扰、主力伺机机动的搭配，有效延缓了南线敌军推进速度，短暂稳住了南线局势。
 
毛主席每一条判断、每一套部署，都建立在实地走访、情报收集之上，对战局走向预判极少出错。
 
只是当时党内教条主义占据主导，优秀的作战思路得不到重视，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全面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长征之路。
 
直到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大家才彻底看清错误指挥的危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逐步采纳毛主席的行军建议，到遵义会议，重新掌握红军军事领导权，红军才走出接连失利的困境。
 
毛主席超凡的军事才能，绝非长征途中突然形成，早在长征开启前，多次反围剿实战早已充分证明他独有的军事天赋，只是受错误路线压制，没能及时发挥作用。

信源：《贺子珍自述》、《毛泽东年谱 1893—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