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清华、复旦一个怪事儿。
越是当年县里第一、全家荣光的学霸，卷铺盖走人的反而越多。
他提着行李箱踏进校门，烫金的录取通知书还在兜里揣着，以为自己是来登顶的。
开学第一堂课，三百人的阶梯教室，他甚至没被教授正眼看过一次。身边的人，一个随口聊着刚参加的国际奥赛，另一个在草稿纸上推演他听都没听过的公式。
讲台上，半本高等数学两个小时翻完。他低头，本子上只有几个无意识画下的圈，笔尖把纸都戳破了。
高中那套“刷题刷到肌肉记忆”的打法，在这里，像个笑话。小组讨论，他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连提问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听着别人用他陌生的词汇，搭建起一座座他进不去的宫殿。
一通电话打回家，报完成绩，电话那头，是长达一分钟的死寂。他爸最后只说了一句：“没钱了就说。”
他开始把自己钉在图书馆的椅子上，通宵对着一道题，直到凌晨保洁阿姨的拖把撞到他的脚，周围的灯一盏盏熄灭，只剩头顶那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把他的影子在桌上拉得又长又淡。
那声音，像在对他过去十八年所有的骄傲，进行无声的凌迟。
一张纸，从宿舍门缝里塞进来，悄无声息。他捡起来，是学业警告。他没把它揉掉，就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像个判决书。
最后一张纸，是退学申请。他签下名字，笔画比想象中要平静。
行李还是那个行李，人还是那个人。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散伙饭，宿舍楼下的大爷甚至没抬头看他一眼。
所以这到底是“小镇做题家”的宿命，还是我们的尺子，从一开始就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