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时源被称作 “步步退大校”。他红军时期就出任红四军 11 师师长，起点很高；抗战后期、解放战争阶段岗位起伏较大，一度从主力师长降为团长。1955 年首次授衔时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

1936年，周时源已经是红四军第11师师长。
十九年后，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他肩上却只挂上了大校军衔。与他在第11师搭档过的陈锡联，此时已经是上将。两个人早年站得很近，后来却相差数级。

周时源究竟在哪一步掉了队？
答案不在某一次战斗，也不在一句简单的“低授”里。周时源早期职位很高，可从抗战中后期到解放战争，他没有沿着主力团、旅、师、纵队的序列连续升迁。

1955年评定军衔时，组织衡量的是一个干部多年形成的实际任职轨迹，红军时期的师长经历很重，却无法单独决定最后的军衔。

周时源1914年出生于安徽金寨，1929年参加红军。
他没有受过系统军事教育，早年的本事大多是在行军和战斗中练出来的。

从连长、营长到团长，他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一路升任。长征后期，年仅二十多岁的周时源出任红四军第11师师长，进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师级指挥层。

第11师不是一个空架子。
这支部队承担主力作战任务，李先念、陈再道、陈锡联等人都曾在相关部队任职。周时源能够坐上师长位置，说明他的指挥能力和战斗经历得到了认可。

只按红军时期的履历看，他的起点甚至高过后来一些开国将领。

1937年以后，情况变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原来的军、师、团番号被大幅压缩，大批干部随编制调整职务。

红军时期的师长转任团长，在当时并不罕见。
陈锡联由师级岗位改任八路军第769团团长，周时源则进入新四军系统，担任游击支队副参谋长，后来任第6支队副参谋长兼第3团团长。

表面看，他从师长退到了团长。
放进改编背景中，这一步还算不上异常。军队缩编后，原来的师级干部不可能全部保留原职，许多人都要重新进入新的编制。

周时源的问题，是此后的职务没有再接上去。

抗战中期，他在豫皖苏地区参与作战和部队建设。1942年前后，他赴延安抗大学习。战争年代，学习可以补充理论和文化，但离开一线岗位也意味着另一种损失。主力部队持续扩编，新的旅、师不断建立，一批团级干部在作战中升任旅长、师长，逐渐取得统率更大部队的经验。周时源这段时间没有处在这条晋升线上。

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担任乾安县县长。

东北根据地刚刚展开，县长要建立地方政权，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还要承担支前任务。这项工作并不轻，也不是被闲置。

可对一名早年已经担任红军师长的军事干部来说，地方行政岗位无法延续其主力部队指挥资历。

1946年，周时源重新回到部队，担任东北保安第1旅第3团团长。
这个任命最能说明他的处境。

十年前，他已经统率一个红军师；十年后，他仍然在团级岗位带兵。
并非他的红军资历被抹去，而是抗战后期和东北初期形成的岗位断层，已经改变了他的干部序列。

解放战争中，主力野战军迅速扩大。
能够连续担任旅长、师长、纵队司令员的干部，后来大多进入军级、兵团级领导层。周时源虽然继续参加作战，却没有重新回到主力师级以上岗位。

等到全国战争结束，他与早年同级干部之间的差距，已经不再是一个职务名称，而是十余年实际指挥经历的差别。

1955年授衔时，早年资历只是评定条件之一。
现任职务、军队级别、长期任职情况、能力和贡献，都要一并纳入。

周时源当过红军师长，这使他不能按普通团级干部看待；但他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的岗位，又不足以把他推入中将、少将所对应的主要序列。

大校军衔，正落在这两段履历的交界处。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上去矛盾的现象。周时源的早期资格很老，最终军衔却不高；若只看1936年，评为大校显得突兀，若把此后近二十年的任职连起来，结果便有了现实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周时源继续在军队工作，先后担任军分区领导、军事学校领导和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出任第28军副军长。

他重新进入军级领导岗位，承担的职责与1955年前已经不同。
1964年，周时源晋升少将。这次晋衔对应的是后来形成的职务条件，并非简单追回一个早年应得的名次。

周时源没有从红军师长一路退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干部。
他在不同阶段承担过作战、学习、地方政权建设和军队领导工作，只是这些岗位没有连成一条持续上升的主力指挥道路。

“步步退大校”说出了履历上的落差，却把复杂过程压成了一个带情绪的绰号。
周时源1955年授大校，决定性因素不在他曾经到过多高的位置，而在那之后，他在什么岗位上走了多久，又错过了哪些能够继续上升的主力任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