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地下党被捕后受不了酷刑，向敌人供出一个无人据点，可等他带着敌人赶到时，却有12名同志在里面开会。

1943年是冀南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候，那时日军在华北反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村村设据点、户户搞连坐，地下交通线就是抗日队伍的生命线。

王培森是武邑当地的地下交通员，常年以小商贩身份做掩护，负责县城到乡村的情报中转，手里握着好几个秘密联络点的信息，他做事一向谨慎，干了好几年都没出过岔子，直到1943年8月的那场意外。

那天王培森按约定去县城一家店铺交接情报，刚跨进门槛就觉出不对劲：柜台后的伙计脸色惨白，角落里坐着几个生面孔，眼睛直勾勾盯着每一个进门的人，王培森心里一沉，转身就想往外走，可店门“哐当”一声就被关上了，几名荷枪实弹的日伪军和特务直接围了上来。

王培森当场就抱着头蹲在地上，装成吓破胆的普通老百姓，连声喊冤说自己就是来买东西的，可敌人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把他押回了宪兵队，起初的审讯，王培森咬死了不认，装疯卖傻说自己啥都不知道。

敌人见问不出东西，直接上了酷刑：老虎凳、烧红的烙铁、浸了水的皮鞭轮番招呼，一连熬了好几天，人被折磨得只剩半口气。

王培森不是没想过一死了之，可敌人看得死死的，连自杀的机会都不给他，他心里也清楚，编个假据点糊弄鬼子根本行不通，日伪军在当地眼线众多，真假一查便知，到时候不仅要遭更重的罪，还可能牵出真正的核心联络点，思来想去，他挑了一个自认为“最安全”的答案：孔屯村的王家大院。

在王培森的记忆里，这处据点早就半废弃了，组织几个月前调整了联络布局，把重要文件和人员都转移走了，院里只留了些宣传单、旧标语之类的无关材料，平时根本没人驻守，供出这个地方既能应付鬼子的拷问，又不会给组织造成实质损失，顶多损失些没用的纸张。

日伪军听说有地道据点，果然来了兴致，当即派了一个小队的人马，押着王培森直奔孔屯，把王家大院围得水泄不通，可进院翻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找着，日军军官当场就翻了脸，对着王培森就是一顿耳光，骂他敢拿假情报耍人，王培森没办法，只能领着人走到柴房角落，挪开一堆柴火，露出了地道的暗门。

鬼子生性多疑，怕地道里有埋伏，拿枪顶着王培森的脑袋，逼他第一个下去探路，王培森硬着头皮钻进地道，走了没几步就浑身发凉：地面上留着新鲜的脚印，墙边多了一口从没见过的腌菜大缸，角落还有没扫干净的新土，这里分明有人来过。

原来王培森被捕的过程太快太突然，消息根本没来得及传开，县里的12名抗日干部按原定计划，来王家大院开秘密会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在原有主地道的底下，连夜挖了一个能容十几人的二层藏身洞，也就是“道中之道”。

刚完工没两天，放哨的大娘就急匆匆跑回来报信，说鬼子把村子围了，众人来不及转移，只能赶紧躲进了二层地道里。

王培森咬着牙挪开那口大缸，底下瞬间露出12双眼睛，震惊、愤怒、绝望的眼神齐刷刷落在他身上，那一瞬间，所有的恐惧和疼痛都被愧疚压了下去，是他把敌人引来的，绝不能把这些同志送进鬼门关，他对着暗处轻轻摆了摆手，没说一句话，默默把大缸挪回了原位，随手抓起一沓宣传单，转身就往地道口走。

王培森对着上面喊：“里面啥人都没有，就堆了些传单标语，”鬼子半信半疑，又派了两个特务下去搜，可二层藏身洞伪装得极为隐蔽，特务们转了一圈，只抱出了一堆宣传材料，压根没发现底下还有洞天。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旁边的汉奸特务凑上来出了个毒主意：往地道里灌湿稻草烟，就算藏得再深，也得被熏出来，很快柴火和湿稻草就堆在了地道口，滚滚黑烟一个劲往地道里灌，二层洞通风极差，用不了多久，里面的同志就得被熏出来。

王培森急得手心全是汗，再不想办法就全完了，他慢慢往院墙边上退，趁着所有人都盯着地道口的功夫，猛地大吼一声，翻身跳到了隔壁院子，拼了命往村外跑，日伪军一看“带路的叛徒”跑了，哪还顾得上地道，呼啦啦全队都追了出去。

王培森从小在这一带长大，对村里的一草一木都熟得很，他带着敌人在巷子里七拐八绕，最后钻进了村外的小树林，虽说最后还是被鬼子抓了回去，但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地道里的12名干部已经顺着另一条通往芦苇荡的隐蔽出口，全部安全转移了。

鬼子折回王家大院再搜，地道里早就空无一人，只能带着那堆宣传单泄愤，他们没抓到人，只能把王培森又揍了一顿关回牢里。

后来王培森找机会逃了出来，却再也不敢联系组织，隐姓埋名在外地漂泊了好几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敢返乡。

回乡后的这场“叛徒风波”，直到当年的12名干部联名作证，才终于水落石出，组织最终结合他的失足过错与临危救人的立功表现，给予了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