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被杀，现场是密室，警方断定：只有丈夫能作案。可死者体内提取的DNA，根本不是丈夫的。你猜怎么着？这份最关键的铁证，被解释成“丈夫故意捡来的避孕套”。
 
 
1996年12月2日，安徽蚌埠，早上7点多，于英生像往常一样送7岁的儿子去上学，出门前回头看了一眼，妻子韩露还躺在床上没起来。
 
 
于英生当时34岁，是蚌埠市东市区区长助理，市委组织部重点培养的干部。
 
 
一家三口住在南山路一栋老公寓楼的一楼，带个院子。
 
 
中午，韩露的父亲接了外孙回家，推门闻到满屋子煤气味，煤气罐被搬到了屋里，阀门开着，旁边还放着根点过的蜡烛。
 
 
韩父发现女儿没去上班，掀开被子，韩露倒在血泊里。
 
 
警察勘查发现门窗没被撬过，屋里没有打斗痕迹。
 
 
法医鉴定韩露遭强奸后被杀害，凶手想制造爆炸毁尸灭迹。
 
 
警方认定熟人作案，又听说于英生和妻子感情不和，案发10天后就把他刑拘了。
 
 
于英生后来回忆，警方连续审讯了七天七夜。
 
 
蚌埠的冬天下着雪，审讯他的人让死刑犯舀凉水往他身上浇，一浇就是两三个小时。
 
 
他告诉记者：“让你要死不行要活不行，他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你写认罪状。”最终于英生供认了杀妻。
 
 
案子在法庭上有了转折，辩护律师在案卷里翻到一份DNA鉴定报告，1997年2月由辽宁省公安厅出具，比对韩露内裤上的残留物和于英生的血液，结果显示精液根本不是于英生的。
 
 
控方却解释说，那是别人用过扔掉的避孕套，被于英生捡来伪造现场。
 
 
于英生后来反问：这又不是萝卜青菜，我到街上能买到？法庭和检方对这个铁证没有深究。
 
 
从1998年到2000年，蚌埠市中院三次判决于英生有罪，两次判死刑和死缓都被安徽省高院发回重审，第三次判了无期徒刑。
 
 
三次判决书里对那份DNA报告只字未提。
 
 
于英生上诉，2002年省高院维持原判。
 
 
进了阜阳监狱后，于英生和父亲于道欣不断申诉。
 
 
老父亲从60多岁开始，北京合肥跑了无数趟。
 
 
2005年8月，在省检察院，检察官李革民对老人说：“案子已经9年了，即使法律错了，纠错也是漫长的过程。”于道欣老泪纵横。
 
 
那年8月老人去世，终究没等到儿子平反。
 
 
转机出现在2008年，安徽省检察院立案复查，认为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省高院沟通未果后，于2012年向最高检提请抗诉。
 
 
最高检发了再审检察建议，最高法指令安徽省高院再审。
 
 
2013年8月13日，案发近17年后，省高院宣判于英生无罪，理由是证据矛盾没得到合理排除，不具有排他性。
 
 
于英生当庭泪流满面，他向坐在角落的检察员鞠了一躬，说一辈子不能忘检察官的份量。
 
 
这个案子成了安徽“疑罪从无”第一案，过去重大冤案平反要么靠“亡者归来”，要么靠“真凶再现”，可于英生案的真凶还没抓到，法院就根据证据不足判了无罪，走出了第三条路。
 
 
宣判后，蚌埠警方成立40多人的专案组，用当年那份被忽视的DNA图谱比对排查。
 
 
2013年11月，嫌疑人武钦元被锁定，他是蚌埠市交警支队民警。
 
 
武钦元交代，那天早晨他敲门进入于家，想和韩露发生关系被拒，就绑住她的双手捂住口鼻实施了强奸，事后发现她已窒息死亡。
 
 
他找来菜刀割颈，切断电话线，搬来煤气罐点上蜡烛想炸掉现场。
 
 
2015年5月，武钦元被芜湖中院以强奸罪判处死刑，2016年省高院维持，报请最高法核准。
 
 
于英生被释放后，恢复了公职，安排了工作，拿到100多万国家赔偿和补发工资。
 
 
可他心里还有个疙瘩：当年办案人员在他家梳妆台抽屉边缘提取到两枚外来指纹，不属于于英生，可这个证据根本没随卷宗移交。
 
 
直到2013年无罪判决书里才提到。
 
 
律师张跃说他多次提交DNA报告做无罪辩护，可从未被采纳。
 
 
于英生追问：为什么有利我的证据都被隐匿或忽视？到底谁制造了我的冤案？
 
 
2015年1月，在于英生被宣判无罪后的第520天，蚌埠市公安局通过微博向错案受害人公开道歉。警方同时启动了错案追究机制。可追责的进展一直很慢。
 
 
有法律界人士分析，错案追责难，一方面是因为合议庭制度下难以确定具体责任人，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自身也存在护短的问题。
 
 
全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委员王亚林说：“追责程序是保护整个刑事司法体制的防洪坝，其对法治进步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