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李兴锐揣着直隶总督曾国藩的保举进京，本以为大名知府一职十拿九稳。可到了京城他才明白，圣旨批了，吏部照办了，官却还没到手——皇上得先亲自见一面，这一面什么时候见、排在第几个，全捏在吏部一个书吏手里。

这位秀才出身的老幕僚，进京头一件事不是去拜大员，而是登门问价：引见一趟，得多少银子。对方开口就是一百六十两，想快点，再添一百。

一个朝廷明旨实授的知府，怎么还得先掏这笔钱？

同治八年十一月，曾国藩上奏，请以李兴锐补直隶大名府知府缺。曾国藩当时是什么分量，朝廷对他的保举一般照准，这道奏折走下来，李兴锐的名字就进了吏部的办理程序。

搁在旁人眼里，事情到这一步基本就成了。可清代的官不是这么算的。

从顺治朝起就定下一条规矩：四品以下、七品以上的官员，凡是任用、升调、处分，都得由皇帝亲自见一面。文官由吏部带着，武官由兵部带着，到乾清宫或者养心殿，一个一个跪在阶下，口报自己的履历，皇帝当场就定旨意。

这一见，叫引见。说白了，圣旨批的是“可以用”，引见走的才是“正式授”。

中间隔着这么一道,官就还悬在半空。皇帝金口一开，准了，你才能接印上任。这一面没见，任命就还差最后一道闸没合上。问题就出在这道闸归谁管。

皇帝一天要见的官不止一个，谁先见、谁后见、排在第几批，皇帝不管这些琐事，具体排单是吏部经手。

绿头签怎么递、排单怎么列，这些活落在长年盘踞衙门的书吏手上。书吏没品级，俸禄也低得可怜，可偏偏这类程序性的门道就攥在他们手里。

于是就有了名堂。你想早点见，行。想稳妥地并进合适的批次，也行。只是这“行”字后面，跟着一个价。

李兴锐心里门儿清，引见不过是走个过场，皇帝当场问一句他答一句，真正要紧的是尽早排上号、顺顺当当地把这一面见完。

排得越靠前，接印越快。排不上，就只能在京城干耗着，人吃马嚼，一天天往里搭钱。

所以“圣旨任命也未必板上钉钉”，卡的不是能力，也不是皇帝会不会不认——卡的是这一面什么时候能见，而这一点，李兴锐自己说了不算。

同治九年五月十五日傍晚，李兴锐由广安门进了北京。第二天，他没先去攀哪位权贵，直接摸到了吏部办直隶事务的一位主掾管襄芬家里。这位管襄芬，浙江绍兴人，字欣之。

要说清楚，他不是吏部的正印官，不是什么郎中大人，就是个在衙门里当差的书吏，绍兴师爷那一路的人物。可就是这么个无品无级的角色，掌着引见排单的实操。李兴锐要早点被引见，绕不过他。管襄芬做这行是明码标价的。

知府引见，部费一百六十两，并案办理，这是正常速度，得等。想加急，早点排上，道员那一档再加一百，合起来二百六十两。所谓“部费”，就是走这道程序要打点的钱，说穿了就是过闸的买路钱。

李兴锐二话没说，当场把二百六十两银子交了。二百六十两是个什么概念？一个还没上任、还没拿到一文俸禄的候补知府，光为了让皇帝早点见自己一面，就得先垫进去这么一大笔本钱。

官还没到手，钱先花出去了。临了管襄芬还叮嘱他一句：引见时少说话，皇上问一句答一句，贵在恭敬，别多话纠缠。交完钱，李兴锐当天又去拜了几位熟人。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此时在户部当员外郎，翰林院的许振祎、按察使钱鼎铭，都是早年一同在曾府共过事、打过交道的老相识。父亲举荐的人进京，这几位自然不会袖手。

接下来一个多月，李兴锐在京里就忙着拜会同乡、朋友，请客走动，把该打点的地方都打点到。钱花出去，事就往前走。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到京后的第四十天，宫里传下话来，要召见了。

这天午初叫起，吏部一共带了九排十四员，李兴锐和安徽知府马文梦编在第五排，一同进乾清门，挨次到养心殿，跪在阶下报履历：“李兴锐，年四十岁。”两宫坐在纱帘之内，他连脸都没敢抬着看。

跪奏完，起身趋出。不多时，旨意下来了：“李兴锐着准补大名府知府，以道员任用，钦此。”这一句里藏着惊喜。

道员是正四品，知府是从四品，皇帝这一开口，等于让他以高一档的身份来当知府，白得了个道员衔。凑巧的是，管襄芬当初报价时那句“道加百金”，正对上了这一节。

出了宫，李兴锐没回住处，径直又去了管襄芬家，补上一百两。前后加起来，光管襄芬这一头就是三百六十两。这还只是引见这一道关上明面的花销。跑一趟官要垫多少本钱，账才刚起了个头。

引见通了，李兴锐这个知府总算落到了实处。可这一趟京城走下来，他到底搭进去多少，自己心里也发怵。九月二十一日，他去见曾国藩，把账摊开说了。

北上之前，他向内银钱所借过公款一千两，请求先记作悬款，等到了南边再想办法筹还。这一千两是借衙门的公款周转的。

除此之外，人在保定、北京前后一年多，带着好几个仆从，一切日用开销全得自己张罗，再加上引见这一趟的种种花费，账一算，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曾国藩都觉得吃惊，直说费用怎么这么多。

李兴锐倒是看得开，回了一句：以我看，这还算不多的。后世整理这段旧账，有文章把他这一趟前后花费概括成三千多两银子，具体数目未必都能一一对上，但有一样是实打实的——李兴锐这个知府，是朝廷明旨实授的，不是拿钱捐来的官。

可就这么个正经授的缺他还是花光了积蓄，又借下公款和私债，欠了一屁股账。到这儿，标题那句“圣旨任命也未必板上钉钉，有笔钱不花还真不行”，落到李兴锐身上就是这么一笔账。

得说明白，这写的是李兴锐一个人的遭遇，不是说清代凡是引见都非得这样花钱、不花就一定见不着皇帝。他没门路、没同年、又急着尽早排上号，才走成了这样一条路。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官最后他压根没去上任。

就在这一年，天津教案闹起来，曾国藩奉旨去天津处置，把李兴锐调去帮办。等风波过去，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问他要不要一同南下，李兴锐就跟着老领导回了江南。花了那么大代价换来的大名知府，一天班都没上过。

可要说这笔账亏不亏，得看后面。李兴锐随曾国藩到了两江，先是办营务处，后来接手上海机器局，一管就是八年。

曾国藩去世后，他这条路反倒越走越宽，从海关道、盐运使一路做上去，光绪二十六年升江西巡抚，二十九年署闽浙总督，三十年做到两江总督，当年就死在了任上。

朝廷给他的评语是“练达老成”，还破格赐了个谥号，叫“勤恪”。一个秀才出身的半吊子文人，靠着一桩桩差事办得扎实，最后坐到封疆大吏的位子，放眼整个清代，也没几个。

跑官时得花钱借债的李兴锐，和后来那个官声不坏的封疆大吏，是同一个人。圣旨都下了的知府，还得先掏出一笔银子、欠下一身债，才把这顶乌纱补齐——这一趟京城走下来，账就是这么算的。

参考资料：

晚清差委成为官员擢升途径.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清代前期捐纳制度的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代咸同时期的捐纳价格与制度变迁.西南大学学报

李兴锐日记（同治九年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五日、九月二十一日条）.李兴锐（清代官员）

清季预备立宪时期吏部的裁撤及其主要原因.西南大学学报.2016-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