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乡村教师被判死刑，行刑前委屈大喊：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 “1953年7月20日下午三点，你们抓错人了，我真的帮过江姐！”粗粝的吼声在荣县刑场炸开，吓得看热闹的人一愣。 烈日直刺，土场上尘土翻滚，黄茂才被反绑双臂，脚上的草鞋里灌满沙石。他拼命挣着，脖子上青筋暴露，额头却被押解的士兵按得更低。看客们只当他是临死挣扎，没人相信一个乡村教师会和渣滓洞、江姐挂上钩。 法警的动作停了一秒。县法院临时决定把死刑改为“缓决”，理由写得晦涩，只一句“情况待查”。黄茂才被塞回看守所，他靠着墙，大口喘气，手指颤抖——脑子里闪回的，却是五年前那间阴暗潮湿的囚室。 时间拨回到1948年7月下旬，重庆渣滓洞。那天刚下过雨，走廊里潮味夹着消毒水。身披蓝布号衣的江竹筠被推到登记台前，黄茂才抬头，一眼认出押票上的名字，心脏狠狠撞了一下。他听过太多关于这个女共产党员的传闻：竹签扎指缝、老虎凳、甚至剥衣侮辱，都没让她开口。按理说，看守只需冷眼旁观，可他止不住好奇，还夹杂着莫名敬意。 他帮她填表，把籍贯写成“四川自贡”，顺口说句“咱俩算半个乡里”。江竹筠抬眼，眼圈乌青，神色冷淡，却没再多话。那份冷淡，却让黄茂才更在意——瘦小的女人，怎样扛住那般折磨？ 黄茂才本不属于这支特务队。17岁那年，他为躲壮丁跑到成都，写得一手好字，于是被调进川康靖绥公署当文书，一路误打误撞到了重庆。枪法没练过，形势更没弄懂，对蒋介石、共产党，他只知大概。贫农出身的他，混口饭吃已是奢侈。 几天后，江竹筠被转入女囚。曾紫霞趁放风告诉她：“那小伙子，我们已经做了思想工作，他心思单纯，能争取。”江竹筠点头，语气低却坚定：“可用，但别让他轻易暴露。” 从那以后，每逢点名，黄茂才都会收到一张折得细如火柴的纸条。最早一张，他至今记得——“这个社会吃人，我们想活得像个人。若你愿意伸把手，将来有人记得你。”短短几句，把他心底那团火点燃。许多年后他回忆：“那晚我翻来覆去没睡，忽然就明白自己为什么穷，为什么父亲连葬地都求不到。” 信件越传越多。渣滓洞里，共产党员急需对外联络；狱外，解放军攻势正盛。黄茂才把信藏在靴帮，或者夹在报纸里，再递给重庆大学医学院女生宿舍的矿淑华。作为回报，矿淑华给他一本《社会发展史》。他用报纸包着，像偷来宝贝，夜里点蜡一章章啃。书里那句“劳苦大众终将当家作主”让他胸腔发热——原来这世上真有人替穷人说话。 1949年初秋，渣滓洞气氛陡紧。所长常半夜查铺，黄茂才被盯得透不过气。国民党节节败退，他们先清理“内鬼”。同年十月，重庆广播里传来北京开国庆典的声浪，他浑身却是冷汗。一个星期后，他接到母亲病重的家信，被准假回乡。走前，他到女囚门口，江竹筠递给他一封薄信，字字沉重：“交给育才小学谭竹安。照片若能带回，我就安心了。”他点头，没敢多说。再见时，她早已遇害，只留下一张儿子彭云的照片在他怀里。 新中国成立后，黄茂才回到荣县。村里扫盲，他成了最合适的教书先生。桌上粉笔灰，窗外炊烟淡，他以为风浪过去。然而1951年2月，一个陌生公安把课堂推门——“有人举报你系凶手。”卷宗写着：黄茂才，前军统看守，涉嫌杀害江竹筠。 缺乏证据，却挡不住汹涌民意。江姐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乡亲们听说“刽子手”就在身边，怒气瞬间点燃。审判时，检方摆不出凶器和目击，却用了最笨也最有力的一招：口号式证词。黄茂才如何辩解，都像蚊鸣。直到刑场那一吼，他暂时逃过一枪。 关押八年，他靠着一句“我要活着证明清白”撑下去。妻子杨淑琼带着老人、孩子苦熬，没改嫁。他在劳改连修水渠、种菜，别人嘲笑“杀江姐的人也会流汗？”他咬牙回一句：“命要紧，真相更要紧。” 1955年减为十五年，1964年再减两年，出狱时已是白发。监外执行仍需群众监督，去重庆找证人的路，一拖又拖。1979年，他一口气写三封申诉，送到县公安、检察、法院。检察官摇头：“渣滓洞材料散失，没佐证，难办。” 绝望中，转机出现。1981年5月，重庆烈士陵园的一封信寄到荣县：“档案中多次出现您的名字，请来核实。”落款卢光，纪念馆馆长。那天，他把信按在胸口，半晌没说话，随后踏上了去重庆的慢车。 卢光听完他两小时的讲述，只说一句：“去成都找曾紫霞，她是关键证人。”成都中医学院，那位头发花白的女教授盯着门口的陌生老人，迟疑开口：“您找谁？”黄茂才声音嘶哑：“我是黄茂才，渣滓洞的小黄。”寂静一秒，曾紫霞眼圈猛地红了。两人关门，整整一夜，重拼当年细节。接下去的几周，证明材料、同伴证词、存档列表陆续汇总。 1982年4月12日，四川省高级法院正式下达再审结论：黄茂才无罪，属被错判。荣县随即邀请他加入政协，月补助三十元。宣判那天，他没哭，只在袖口里摸到那件旧毛衣的线头，指尖一抖。 之后的岁月，他辗转学校、部队、机关作报告，“江姐真名江竹筠，信仰不是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