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朱德元帅的孙子被执行枪决的第二天，他的夫人康克清正常外出工作，上班路上，她平静地对司机说：“刘师傅，我孙子犯了罪，昨天被枪毙了。” 1983年的天津，秋风走得急。 沿海的风总是带着点盐腥味，拐过街角，吹乱行人的发，也钻进宽松的旧夹克里。 那时的早晨，电车叮叮当当，街边的早点摊还冒着热气，谁也没想到，就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将走到人生的尽头。 他姓朱，朱国华。 名字听起来普通，可一旦有人提到他的家世，空气会短暂地凝固几秒——他的爷爷，是朱德。 朱德年轻时打过仗，晚年掌握过兵权，身上的军装一穿就是几十年。 可这人偏偏有股倔劲儿，连国家发的元帅津贴都不要，说自己已经领了工资，不能多拿。 家里人多，开销紧，可他照样不松口。 对待孩子也是一样，疼是疼，但规矩一点不少——书要好好念，做人要清白，别想着走捷径。 小时候的朱国华，很像一块被雕得端正的木料。 老师说他懂事，邻居夸他安静，成绩在班上不算拔尖，但也够得上“有出息”的样子。 只是日子总会在某个瞬间转向。 1974年，他的父亲病逝。 两年后，朱德也走了。 两根压在家里梁上的柱子，一下塌了。 康克清忙于工作，来不及照看这个刚成年的孙子。 1976年，朱国华毕业，被分配到天津铁路局。那时的天津，港口货轮进出，街上能听到南腔北调，他在这里安顿下来，起初一切看似平稳。 可人一旦离开了那双盯着的眼睛，就像风筝断了线。 铁路局的活不算重，他遇到了一些“懂人情”的同事和朋友，笑脸送到他眼前，桌上摆着好酒好菜，夜里带他去看霓虹闪烁的地方。 年轻人很容易被这种热闹裹挟——尤其是知道自己姓什么、爷爷是谁的时候。 他开始旷工。 领导找他谈，他笑笑，不吭声。 他心里明白，大不了批评几句，不会真有事。 没多久，这种放松就滑向了另一头。 他结识的那些人，手段脏得很，酒过三巡，话里夹着暗示，教他怎么“玩得痛快”。 第一次，他盯上了两个年轻姑娘。 对方并不买账，他就找借口把人约到自己住处。 几个狐朋狗友早在屋里等着，那天发生的事，不必多说。 姑娘离开时低着头，既怕名声，也怕他的背景。 沉默，成了他的护身符。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他的胆子越养越肥，出手越来越狠。 强奸、猥亵、威胁，手段翻着花样来。 有人算过账，被害人总数超过八十人。 这在当时，像一块沉石，压得人透不过气。 1982年秋天，天津的天灰得很快，傍晚就像有人拉了帘。 公安接到举报，开始暗中摸查。 他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自己背后站着的名字够硬，不会真翻船。 十月，警察出现在他面前，那一刻，他的神色据说还带着点不屑。 1983年的“严打”风声已经很紧。 中央下令，对严重刑事犯罪从快从重处理，社会治安要立刻见效。 朱国华的案子被提上日程，卷宗很厚，指控一条条列着。 天津法院的判决干脆利落——死刑。 上报中央，批复执行。 那年的九月，风大得能把宣判大会上挂的布条吹得猎猎作响。 天津人民体育馆里，人头涌动，谁都想看看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年轻人。 喧哗声里，有人低声说：“真是他。” 也有人嘀咕：“不会开枪吧？” 可队伍很快拉走了他，押上了车。 刑场外，土路还带着昨夜的潮气。 执行队列整齐站好，几个动作之间，一声枪响，像钉子钉进木板。 二十五岁，一个姓朱的年轻人倒在地上。 有人说，现场风很凉，吹得人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案子过后，坊间传出各种版本的故事。 有的说康克清在死刑报告上写了“同意死刑”，也有人说她全程没插手。 真实与否已难辨，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为他挡下这颗子弹。 这件事让很多人意识到，那种“出身好就能免灾”的想法，在这里失了准。 这桩案子后来成了八十年代严打的标志之一。 报纸、茶馆、胡同口，都有人谈起它，不只是因为罪行恶劣，也因为它打破了某种想象。 更隐秘的，是它在法律界留下的涟漪——那时的“流氓罪”，从街头斗殴到性侵，都能往里装。 这个口袋罪后来在1997年被废掉，算是给历史留下一道注脚。 秋天很快过去，风里开始带着冬天的冷。 街边卖糖炒栗子的炉子冒着热气，天津港的船笛声在雾里传得很远。 人群散去，宣判大会的横幅早被收起，体育馆外的地面上，还留着几个鞋底印，深浅不一，被风沙慢慢抹平。
